近一时期，“文人下海”的声音，化为文字，常常在眼前晃动。他人门前雪，不管也罢。可是几天以前，广州《随笔》1993年第四期送来，翻了翻，感到形势有点逼人。在这一期里，我滥竽充数，优哉游哉，还在那里谈“酒”，并说有决心站在陶渊明一边，而曾出东山、不久致仕的王蒙先生却按捺不住，用题目中的“再从容些”间接表态，说自己这个文学家并未见钱眼开。我忝为这一期《随笔》中的邻居，如果还是在“隔篱呼取尽余杯”，就真有点那个了，所以决定，至少是暂时，放下酒杯，也说几句有关文人下海的，凑凑热闹。
入话之前，先要说几句会有防御工事作用的话。计有两项。其一，我不只一次说过，人生是一，人生之道是多。这样，譬如同住一个大杂院，某志士在屋中编造什么主义，并坚信依之而行，婆娑世界可以很快变为天堂，而隔壁的王婆却走出屋门，在门外修建鸡窝，她的所求是鸡蛋，而不是人间的天堂。谁对？应该由著《南华经》的庄子来评断，是“鹏之徙于南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学鸠”，“抢榆枋时则不至”，亦各适其所适而已。这是说，作为人生之道，只要不违俗违法，就难分高下，或竟至没有高下，人也只能各适其所适。扣紧本题说，对于下海，甲说很应该，乙说不应该，其是非就又成为庄子所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庄周，吾之师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尊师重道，昔人所尚，所以我只当说说自己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且，即使这样的想法不无可取，也并不表示与之相左的想法就不可取。其二，下海的“文人”像是有不成文的定义，指文学家；而文学家，像是还有不成文的定义，指能编造小说的。如果我的闭门的体会不错，那就可以判定，现身说法对下海表示意见，王蒙先生及其同道有资格，我没有资格。无发言之资格而还想说，总得找个理由。理由还得由师门来，曰己身虽非蝴蝶，可以梦为蝴蝶，那么，就算我梦为文学家吧，听到门外喊，“文人们请注意，下海喽！下海喽！”我是不是奋然而起，投笔（新潮曰投电脑打字机），跑出门，也跳入东流之水呢？不须再思三思就决定，是学孟老夫子，不动心，仍然拿笔，写不三不四的文章。或问，如此顽固不化，亦有说乎？以下分项说明顽固不化的理由。
其一是没有改行的本领。我年轻时候非主动地犯了路线错误，小学略识之无之后，无路可走，而中等学校，而高等学校，又因为头脑欠清晰，不能数理化，就落在文史哲的泥塘中。由走入大学之门算起，已经超过六十年，居常面对的，除妻儿黄瘦的脸之外，就是书和笔。语云，熟能生巧，日积月累，也就能够略知文事甘苦，有时率尔操觚，还能成篇，换来量虽不大却颇为有用的稿酬。此外还有何能呢？算平生之账，也只是在干校曾经受命担粪，本领超过妻梅子鹤的林和靖处士而已。担粪之外，还有个未尝不可以自我吹嘘的非物质的本领，是自知之明，具体说是，如果丢开书和笔，那就不要说“发”，就是早晚的稀粥也难得保持坚硬，岂不哀哉。所以为了不哀哉，我坚决不改行，不要说“海”，就是再大，“洋”，我也不下。
其二，下海是为变贫为富，所谓“发”，即有大量的钱，很多人眼红，我为什么不眼红？原因很平常，只是无此需要而已。需要是个很复杂的玩意儿，非三言五语所能讲清楚。复杂，一半来于客观，是可欲之物无限，如果人没有自知之明，也许想把夜空的亮星摘下来，代替室内的电灯吧？一半还来于主观，如希特勒就想统一全球，并把他厌恶的人都杀死；希腊的某哲人就不然，只希望国王的车马仪仗不遮他晒太阳的阳光。我是常人，虽然看古代典籍，也承认“负暄”为可珍重的享受，但又不忘古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就是说，晒完太阳，还是要吃喝，并要有个蜗居，就算是黄脸婆吧，能够挑灯夜话。这就可见，我同样有需要。一切复杂，一切分歧，来于需要的限度，或加深说，来于想满足什么样的欲望。为了化复杂为简单，只好来个差不多主义，分需要为三个等级，由低而高是，温饱，享受或享乐，阔气。
说差不多，因为三者有错综的关系，比如温饱也是一种乐，至少有些人，也视阔气为享受。安于差不多，可以因细小以见概括，比如食，吃烙饼炒鸡蛋可以温饱；吃红烧海参就成为享受，因为超出温饱的需要；再升，吃清炖天鹅就成为阔气，因为只是价高而未必好吃。本段开头说我没有发的需要，就因为我的所求只是温饱，而不求享受，更不求阔气。何以会这样？来由有浅的，曰“习惯”，有深的，曰“知见”。先说习惯，自然只能举一点点例。一例说温，我离开乡里家门之前睡火炕，其后由20年代中期起，直到现在，卧之时，身下都是木板。年深，旧棉絮不扔，铺在木板之上，就成为高级席梦思。盖普通席梦思，我也睡过，多软而少支持力；尤其翻身，感到别扭，所以还是不舍高级的。再一例说饱，我肠胃如蜗居，寒俭，不宜于也不惯于迎高宾，比如太阳从西方出来，中午吃得好一些，非“食无鱼”，晚饭就会犯怀旧之病，想吃玉米粥。
这样，卧，安于木板，吃，安于玉米粥，眼下每月定时有祠禄，还不时会飞来大名为稿酬的外快，而需要额外买的却几乎没有，于是关于钱，所愁的就不是少，而是，比如说，月底了，检查阮囊，竟还有大额票十几张，怎么办？花，无东西可买；存，既要跑银行，磨鞋底，又怕通货膨胀加速，贬值。大额票十几张尚且带来愁苦，况发乎？再说知见，就难得像说习惯那样简明，因为不能躲开人生的价值问题。我昔年读英国薛知微教授的《伦理学之方法》，所得是，关于人生价值有多种想法，无论哪一种，都难于取得确凿的理据。这里也就只好说说自己认为合于情理的，或者说，经过深思熟虑多数人会认可的。为省力，还宜于从反面说，是享乐和阔气并没有什么价值，至少是没有值得珍重的价值。证据有正面的，借用古语，《左传》所举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与享乐和阔气无关。证据还有反面的，是享乐和阔气与纵欲和掠夺（包括隐蔽的形式）是近邻，所以最容易败德，就是说，乐和阔是来于他人的苦难，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所知所见如是，依照王文成公知行合一的理论，我也就不见钱眼开了。
其三，不见钱眼开是说见钱，而眼这东西，也有所谓“天命之谓性”，于是有时一睁，也会看见各色人等和花花世界，又于是而就不免顿生杞人之忧。忧也可以分为关于人和关于世两类。先说关于人的，为了文不离题，人指人群的一小部分，戴着文学家帽子而想下海或已下海的。所忧是这个，跳下去，扑腾，挣扎，斗争，或得胜而喜，或失败而悲，还有余暇、兴趣、精力，写烈士革命、佳人出洋之类的故事吗？这里，恕我仍是旧思想，认为鲁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正传》比内藏珠宝金条的摩天大厦更有价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是否也把我这样的旧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扔呢，有的人也许有雄心，说一手抓钱，一手还可以拿笔。
至于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坚信：一、文学事业，有成就，要死生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穷而后工，蒲松龄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腰缠十万贯，会坐在屋里写小说或凑五言八韵，不下扬州吗？我是俗人，比如眼下，肯坐在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写，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多余的钱，如果得吕道士之枕，一旦发了，比如得美元百万，大概也会投笔，到什么地方去喝人头马，欣赏娇滴滴吧？再请恕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所以才生了文学不知何处去的杞忧。再说关于世的。这用不着多费笔墨，因为大家目所共见，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两者是孪生兄弟）的世风已经刮到十级以上，也许只有皇甫谧（高士传）中的人物能够砥柱中流吧？至于一般人，自然就为弄钱，为享乐，无所不为了。绝大多数人为钱而无所不为，我们还在自负的神州将走向何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理由说了三项，我的意见就成为很明显，是希望（也只是希望！）已经挑出招牌开文学铺的，只要还能温饱，就不要改卖时装。这不容易吗？也不见得。举太史公司马迁为例，他临渊，也曾生羡鱼之心吧，但终于没有下海。《史记·货殖列传》有这样的话：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以为贫贱足羞，是动了心。可是因为更重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没有放下笔，后世无数的人也就还是能够读《史记》，一唱三叹。“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人生的一条路，扔开刺绣文而改为倚市门是人生的另一条路，不知道诸位文学家怎么样，至于我，即使不忘算盘，二一添作五之后，还是决定不改行，永远不能发而不悔。是想希圣希贤吗？曰不敢，“亦各言其志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