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进可以东山吟咏，以天下为己任，或退，茅蓬数息，求此生离苦海，但走向街头看大众，兼透过外皮看内心，就可以领悟，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是要能活。所以如前面所记述，我走进又一红楼。人间的事，预期的与实现的，总会有或大或小的距离，我这一次则是心情的不得已变为有意外的获得，是多暇，可以杂览。但周围却不是一潭清水。人小，无名无位，志小，只是一月领一次钱换柴米，会使冷眼旁观者气短，也就罢了。还有使人心不静的，是明的争吵，暗的倾轧。说是会生是非之地也许太过，总是不宜于修真养性了。语云，人挪活，树挪死，我想换个地方。可是正如现在许多人住房不如意一样，有志迁而无地迁，也就只好仍旧贯。没想到挨到1942年春，先是传闻教育馆有撤消之议，继而传闻真就成为事实，明令撤消，树倒猢狲散，也就不得不另找饭碗了。
且说其时我还有一点点精明，知道未雨绸缪之重要，于是在旧巢未毁之时就谋划筑新巢。依时风，以及考虑己身的条件，应该重操旧业，到学校去教书。向平处跳是中学，向高处跳是大学。想到有不少熟人已经走进敌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就也想先试试文学院。现在诛昔日之心，是如果能如愿，就对于同行列中能向上的，可以显示未居人后，未能向上的，可以显示已在人先。有利，求的劲头儿就大。文学院长是我由师范学校时期就敬重的周作人，可是因为敬重，北京沦陷后，传说他将出山的时候，曾写信给他，劝他不要出山，曾反对他出山，现在到他门前求关照，如何启齿？勉强找理由，是他有名，要爱惜羽毛，我无名，可以只要饭碗，当然，这饭碗要不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
其实，现在回想，彼时是连理由也来不及想，因为要活，就只能找个自己认为还可以凑合的职业。主意已定，就找门路。依世故，要找人代言，以期自己少脸红，对方可以有个考虑的时间。记得求的师辈有马幼渔先生，有赵荫棠先生，有沈启无先生。没有什么大曲折，但时间不很短，总算成了。名义是国文系的助教，像是薄待而实际是厚待，因为助教是专任，有课没课都拿一个定数，如果换为讲师，拿钟点费，一周即使多到四课时或六课时也活不了。记得分配的课程是中国学术思想，还代人讲过《诗经》课。我多年杂览，几乎没有专业，登高等学校课堂讲课，自知是滥竽充数，心里经常感到不安。是不久前，有个其时的学生，因为读了我的某一本拙作，以其中的作者介绍为引线，来看我。他也是年向古稀的人，谈及昔年听讲的情形，说颇受教益。他这样说，显然是因怀旧而以恕道待人，我感激，也就更加惭愧。
其时是战争加社会混乱时期，物价总在不断地上涨，所以换了个收入比原来稍多的职业，家有老小，生活还是很困难。借了挤入文学院的光，有个教大学的小地位和不坐班的闲暇，也借了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学曾雨田和大学同学李九魁的光，没有费力，就找了两班国文的兼课钟点。勉强可以糊口了，可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何况教国文还要改每周几十篇大多不通的作文，真是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但是人，算做“天命之谓性”也好，都是有想望和实行两面，依想望，“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仍然不满足，至于被动走入实际，不能得烤鸭，可以安于馒头熬白菜，仍不能得，最后可以啃牛皮，只要还能活，就安于不死。我是常人，奉行的也是这种常人哲学，所以日日夹书包奔走于这个教室那个教室，感到劳累，感到烦腻，也就只能安之，或说混一天说一天。
但业余，仍会有些时间，或说仍愿意挤一些时间，做自己习惯做的。这仍是老一套的三种，读书、买书和写些可有可无的文章。读书与生计关系甚微，至少是不直接，这里可以不谈。买书呢，与生计有关系，而且是复杂的。买书要花钱，纵使是来于地摊的廉价品，积少成多，比如三元五元，买了油就不能买醋，柴米油盐方面的日用也会受些影响。幸而，一、固定的月薪之外，还有不定的外快性质的稿酬；二、家有贤妻，不读书而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信念，买书花了不很少的钱而家门之内还可以相安。相安是一种关系，可以称为消极的。还有可以称为积极的，是买书和写可有可无文章的相互促进。
其时稿酬的标准不高，但想到一篇不长不短的文章，比如可以换来十几元或二十元，而买旧的鲁迅著作，如常见的《南腔北调集》不过两三角钱，少见的《引玉集》不过一元钱，稀有的《死魂灵一百图》不过两元多钱，还是太合算了。人是善于打小算盘的动物，因而觉得合算，就既高兴买，又高兴写。自然，高兴写，主要原因还是多年来已经养成学而思，有所思就愿意拿笔的习惯。当然，任何时代都一样，思可以无拘无束，写则只能是无大违碍的。又幸而也是任何时代都一样，乱一阵子，稍平稳些就要“永庆升平”，或粉饰太平，办法的一种是编印各种形式的读物，急就章是出版报刊，慢慢来是出版书籍。内容，最欢迎歌颂的，即变换多种花样喊万岁的。也欢迎不喊万岁也不骂骂咧咧的，因为唯有也流荡这样的声音，才可以显示在上者度量大，其统治下的街头巷尾还可以凑合着活下去。总而言之，是沦陷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报刊多了，名号，形式，性质，都多种多样。
前面说过，鼓楼时期，以认识张子杰的因缘，我曾用一些与时事无关的文章换来一些稿酬，补贴日用。语云，物以类聚，就在鼓楼时期的后一阶段，由张子杰以及他编的报刊向外扩张，认识一些也在报刊界活动的人物。其结果自然是登门要稿的主顾渐多，有文不愁卖，诌文的量也就渐渐大起来。这情况直到离开鼓楼以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值得不值得具体说说？比如都在什么名堂的报刊、用什么笔名发表过什么文章，想了想，还是不值得。理由很多，只说一个主要的，虽然没有说非本心所想的，而所写究竟不是什么名山之业，也就不值得藏之名山。再说个幸而，几乎百分之百，经过多次变乱，都飞往无何有之乡了。剩下的一些是记忆，泛泛的是灯下雕虫的苦心，具体的是通过文字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的作了古，有的直到现在还今雨也来。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还是话归本题，谈生计，是借了卖文的光，除了可以集一些书之外，还使仰事俯畜的家庭生活减少量不能算很小的经济困难。
但是语云，胳臂扭不过大腿去，无论如何，那是乱世，人的微力充其量只能使收入增加一些，而不能阻止物价上涨。而上涨就会引来生活困难，其后随着来的还可能是天灾性质的疾病。物价上涨是不可免的，可怕的是还有加速度。疾病是可免的，可是天不佑下民，记得单是长女就手臂骨折两次。人都知道钱有用，而在食不能饱、有病须治疗的时候就更知道钱有用。可是钱之来又谈何容易！不得不挣扎，想办法。
兼课的一条路不能再开辟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再加码。写可有可无的文章也一样，因为还不愿意高明人和熟人看见齿冷，产量也就不能过大。剩下的一条路是各时代一些头面人物惯于走的，是托靠一些社会关系，或者说由有位者关照，闭门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一些残茶剩饭。几年以来，由于涂涂抹抹，我与活动于所谓文化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些来往，而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这情况使不费力而分得一些残茶剩饭的机会成为不难得。
如何对待呢？曾经退避，因为想到，上课吃粉笔面，卖文稿，总可以算是在岸上，至多是临渊羡鱼，至于以器与名假人，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伪币，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命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先顾活命。具体说是，接受友人的关照，先后两处，挂个闲散的职名，每月可以领一些钱和一些粮食。这在当时，由生计方面考虑，也许竟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任何时代，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了。那就无妨顺水推舟，想想这类问题也好。于是想，先是千头万绪，如乱丝，继而一理再理，终于理出个头绪，或说集中为两种认识，可惜都不是称心如意的。以下依次说说。
其一，皇甫谧《高士传》一类书所写的高士及其节操是“理想”，因而与一切理想一样，由价值方面看，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是好的；由能否成为现实方面看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而要说是难能的，纵使非决不可能。这来由仍是前面说过的，活命与洁身自好常常难于两全，而“天命之谓性”总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难。其结果呢，可叹，就成为，找高士，到书卷里容易，到街头巷尾就不容易。那么，就扔掉理想吗？也不然。可行之道也有理想的，是没有各种类型的害群之马制造人祸；这必难实现，就只能反求诸己，能企及固然好，不能，心向往之而已。
其二，易代之际多数人咏叹的气节如春日之花，望日之月，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可见生而为人，纵使个别的心比天高，就绝大多数说，还是永远站在地上，把活命和活得舒服看做第一义的。何以这样说？可以举史实为证。明清易代，新的一朝不只易姓，而且是异族，正是最宜于讲气节的时候。顾亭林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到易代的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新计岁法31岁，誓死不仕新朝，人人誉为好样的。侯方域生于万历四十六年，比顾亭林小五岁，易代之时26岁，剃发，投考，中副榜，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认为无面目见人，著作结集，题曰《壮悔堂》。而不久之后，如鼎鼎大名的王士禛，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比顾亭林小19岁，易代之时10岁，剃发，投考，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作古之后谥文简，就不再有人说他没有气节，应该与侯方域并列。还可以举个比王士禛大3岁的，徐乾学，易代之时13岁，也是剃发，投考，中进士，做高官，没有人耻笑且不说，连他的舅父顾亭林像是也视为当然，如《亭林诗集》卷三《答徐甥乾学》尾联云：“今日燕台何邂逅，数年心事一班荆。”显然感情是很热乎的。这就是世态，可以见人心的世态！
回顾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感到人生，由呱呱坠地到盖棺论定这一段路，只要不太短，总是苦于坎坷太多，而表现于心情，就成为理想与现实相碰，理想的迅速破碎。难道这就是定命？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