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生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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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先 我 而 去 (1)

题目的意义甚明,是有的人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显然,这“有的人”就要加些限制,不然,无限的我知之而不挂心的人就会闯进来。这限制就是“挂心”两个字,如果有兴趣作笺注,可以加细说,是很希望能够并肩走到生命的尽头,可是他先走了,我老了,记不清旧事却又难忘旧事,而每一想到就感到凄凉。此亦残年之重要心境也,依本书的体例,应该说说。人几乎都是前面提到过的,这里虽然是用老眼看,也难得避重复。补救之道是偏重说怀念,点到为止。人凑了十二位,整整一打,下笔,以辞世时间的先后为序。末尾加说一位,情况与那十二位不一样,不是为己,是为人,人者,为数不少,茶余酒后,喜欢听听别人的异性间的牵扯,以遣自己的有涯之生者也。以下入正文。

一、梁政平,1951年5月29日作古。相识的因缘,交往,前面都已表过。这里只说,我一生,可以称为“知己”的朋友不算少,可是心情上视之为家庭的一员,却只有他一个。他过早地走了,四十多年来,我在人海中颠簸,多有苦,间或有乐,愿意有个人分担,总是最先想到他。近两年来,我们老夫妇离开女儿独立度日,风晨雨夕,感到冷寞,看看四壁,就禁不住想,如果他健在,他就会坐在不远的椅子上,那该多好。

二、李九魁,1967年3月8日或9日作古。关于他,我不只在前面写过,而且列为专题,用他的别号,曰“李也鲁”。他走了近三十年,我总是怀念他,是因为:一、他为人厚,有时甚至近于迂;二、对我厚,够得上患难与共;三、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精神受折磨,仍不忘故旧,以致死于车站的候车室,想到就不能不心酸。而又常常想到,单说1995年10月下旬在赵州桥畔的一次,是东南望,知道不远就是他的家乡宁晋,记得曾约我到那里看看,现在是人琴俱亡,近在咫尺也没有去看看的勇气了。

三、刘旌勇,1969年1月26日作古。同于李九魁,我也是写过他,而且列为专题,曰“刘佛谛”,两次,一次入《负暄琐话》,又一次,在这本书的前面。一再写他,原因之小者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赶回老家的威胁,服毒自杀,死得惨。原因之大者是通县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多有聚会,合得来。关于聚会,记得最清晰的是50年代到60年代,我住在鼓楼以西,他住在鼓楼以东,一街之隔,周末的晚饭,座上一定有他。他记忆力好,健谈,乐观,题材为严肃事也不忘幽默。我和他都只能喝一点点酒,一杯下肚,面上泛红,谈开天旧事或红色新事,相视一笑,就颇有同苦同乐的温暖感。现在呢,我听医学家的高论,晚饭时饮白酒半杯或黄酒三杯,如果是周末,看看对面,就不由得想到他。我还有酒喝,所失却太多了。

四、曹家琪,1973年2月27日作古。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是间接的,因为父被批斗致死,母被赶回老家,身心交瘁,才患肾炎,终于不治的。他为人直而厚,有才,且通世态,与我深相知,所以我虽然长于他十几岁,却得他的帮助很多。可是也是早走了,我有时像是走到十字路口,为道多歧而举棋不定,就更容易想到他。不能向他请教了,还能说什么呢?不得已,请《庄子》代说几句: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五、王勤,1977年4月(日不明)作古。我出身寒微,相知的人中也以穷苦的人为多,而如果聚既相知又穷苦的人于一堂,学时风之什么赛,得冠军的一定是他。他一生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也就一辈子没混上个女的。独自住一间隔为两间的土房,入夜,一灯如豆,他会想些什么呢?据他说,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们村头的地里干农活,他才十岁八岁吧,常来找我玩。其后就劳燕分飞,但他没有忘。一晃到了70年代初,即过了半个世纪,我未衣锦而还乡,又见了面。他身大变(虚损多病)而心未变,仍把我看做田垄间的兄长。他怜悯我的情况,渴想伸出救援之手,有时送来一些他种的菜,量不多,可是我知道,这是他仅有的一点财富,应该拿到市上换钱的。我在家乡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多,见面的次数不少,当然想周济他,可是没有力量。又是一晃,十几年过去,我的经济情况有变化而需要反而减少,有力量周济他了,他却不能等,走了。常常想到他,死者不能复生,有时颇希望改为住在《聊斋志异》式的世界里,那就可以多烧些纸钱,让他到阴间的什么酒家,去吃一顿饱饭吧。更伤心的是我已经不信有这样一个世界。

六、王树棠,1981年12月21日作古。仍由不衣锦而还乡说起。新风,住处以都市为上,农村为下,因而由都市移住农村,一般认为,或是倒霉,如插队之类,或是犯了错误,如戴了什么帽子之类,吾老矣,不再有资格插队,而且是回老家,脑子里装有斗争逻辑的人自然就推出,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是根据新风的处世奇术,要划清界限。我称之为王老哥的他就不然,街头邂逅,一眼认出,就拉到他家里,道幼年在药王庙小学同坐一书桌的旧事,并不用言语而明确表示,要把照顾我的复杂担子担起来。其后,至少是心情上,在家乡,我就不再是孤苦无依。幸或不幸,我未能在家乡长住下去,自1976年起,我不再回去,1979年年初回去移回户口,见了最后一面,其后未满两年,他就往生西方净土了。他往生之前,每逢节日,我都寄给他一些钱,以表示我没有忘记他那个简陋小屋,只是力不足,量不能大。现在呢,有力量多寄些,可惜他已经不能见到,世间事多是这样,念及不禁慨然。

七、裴庆昌,1984年1月2日作古。他字世五,长我两年零一个月,我习惯称为世五大哥或裴大哥。我们关系近而且深,有旧习俗的来由,是在小学,曾由刘阶明老师主盟,还有邵殿起,三个人结为金兰之契。还有实况的来由,是除了小学毕业后,有些年未见之外,自30年代初在北京重聚起,直到他作古,我送他到八宝山止,我们几乎没离开过。记得前面说过,感情深,死生契阔,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已经鹤发苍颜,不断执笔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他还是把我看做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日子多了不见就不放心。见,大多是在他的住处,晚饭时候,面对,手持酒杯,听他忆旧论新,真像是走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可是他走了,听说他住多年的洪洞会馆的房子,因马路加宽也拆了,有时想到昔日,晚饭桌旁面对,饮白酒、吃小米面窝头的情况,就不禁有时乎时乎不再来的悲痛。

八、李耀宗,1986年8月20日作古。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自1931年起,不只一次,或同住,或同工作,可以说,半个世纪以上,都是互相扶助过来的。他性格偏于柔弱,也就重感情,有时受些挫折,甚至受些气,不会直言直语,就面对墙角落泪。对我的苦乐,也是很关心而不表现于语言。80年代初,他帮我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本来还可以共同干点什么,不幸他得了脑疝之症,突然下世。记得分最后一次稿酬,他已经走了,我送到他家,与他的夫人陈淑贞晤对,说到他的为人,一生克己忍让,也受了不少窝囊苦,都落了几滴泪。

九、齐璞,1987年5月29日作古。如裴世五大哥,我们也是因同乡而相识。他长于我一岁或两岁,可是在小学不同学。印象是最初相见,他已经是药王庙小学的教师。其后他入了警务学校,毕业后先在铁路的魏善庄站工作,然后到天津,仍在警界,解放后受了些处分,改为到中学教语文课。由他教小学时期算起,半个世纪以上,我们虽不住在一地,来往却很多。他性格严谨,好文,重交谊,尊重我,视我为第一知己。晚岁,他健康不佳,心境也不好,就更希望同我会面,多谈谈。可是我忙,只能秋天去天津一次,中秋(他这一天生日)的中午在他家共酒饭。已成惯例,这一天上午,我们夫妇由小花园步行一段路,向右拐入唐山道,必远远看见他拄杖站在门口,向街口瞭望。午后辞别时也一样,到街口我们向左拐,他还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了,想到他瞑目前的心境,我未能在他跟前,无论为他想还是为我想,都是无法补偿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