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生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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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错 错 错

接到一封不相识的人的信,打开看,原来是一份考卷,考题是:你一生最如意的事(得)是什么,最不如意的事(失)是什么,并要求成篇,以便辑印成书云云。大概也知道这样的考题难答吧,还附有两篇样稿。我仔细读完样稿,想了想,竟还是不能答。原因有分量轻的,是算往日之账,只计常言所谓触动灵魂的,也是:一、数目不少;二、难得个公平秤,可以分辨哪一件是一斤,哪一件是八两。原因还有分量重的,我前几年写《负暄续话》,其中《记忆》一篇曾谈到这一点,为节省精力,抄现成的:

自然,我的记忆的口袋里还没有成为空无。有些什么呢?琐屑的,或关系不大的,包括能背诵的子曰、诗云等等,都可以不说。值得衡量一下的是与价值观念有关的,即诸多行事之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对的,也总当有一些吧?可是很奇怪,常常浮上心头的差不多都是坏的和错的。这些还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低级的来于自己的迂和不通世故,引起的心情是“悔”。还有高级的,来于自己的天机浅和修养差,引起的心情是“悔”加“愧”。

显然,凭借这样的认识,面对考卷,只能曳白出场,因为只说不如意,而且不只一端,就成为文不对题。无力答,只好以沉默代答,这件事了结。可是心里留个尾巴,或说疑问,是:人生旅程也许不短,其间安插许多坏和错,然后一总以悔和愧对之,就这样结束,去寻西方净土吗?想想,像是不应该这样。不这样,简单就变为复杂。这里想化繁为简,只说说与错有关的一点点。

最先想到的是有大名的“错错错”。高明的读者想当都知道,这出于南宋诗人陆放翁的一首名为《钗头凤》的词,前半阕是这样: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旧传是为受母亲之迫不得不离绝的妻室唐氏写的。恍惚记得夏承焘先生不承认。古语云,“君子成人之美”,如果破坏了这罗曼蒂克的传说,那就读词的,直到能演《钗头凤》剧的荀慧生诸弟子,看客,都会大扫其兴,所以还是姑且信以为真的好。幸而这样信也大有来由,因为为这位难割难舍的唐氏,陆放翁曾不只一次写诗,其中如“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直到今日还可以引来同情之泪。同情,是因为这样的错错错来于客观的“事”,不是来于主观的“己”。客观,自己无可奈何,那就用不着悔,用不着愧,只来几次“泫然”就可以了。

有更多的错是来于主观的己,这对应之道,该是以悔、愧为主,以泫然为附了吧?但也未必如此。因为人,生而有欲,欲生希望,希望生幻想,总不免于多多少少有些个人迷信的。程度之差的一半来于名位以及财、貌、艺、学、才、品等之差,另一半来于“天命之谓性”。但即如阿Q,也终于不会领悟自己配不上吴妈吧?所以错错错之后,能够悔和愧也并不容易。举高位的为例。唐明皇就是这样,宠信杨门男女将和安禄山之流,险些亡了国,逃往四川,闻铃落泪,却并不公开检讨,说自己错了。终于危而不安的,如项羽,虽然也觉得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却还是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挥泪对宫娥”的李后主,移住汴京以后,连小周后也保不住,悲愤之极,对旧臣已成新臣的徐铉说:“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以上说错错错,有的来于客观的事,有的来于主观的己,都是陪衬。重点还是想观身,说说错错错的情况以及悔、愧之外的也许更为可取的对应态度。由错的情况说起。我不只一次想过这个问题,总括性的认识大致是这样:如果自己的生涯可以表现为思(或偏于思)和情(或偏于情)两个方面,是思方面的错远远少于情方面的错。来由是,由心理状态方面看,思为主则疑多于信,情为主则信多于疑。疑是不信,如我一向不信有所谓君王明圣,不信《易经》和《推背图》之类,除自欺欺人之外还有什么奥秘,能超科学,并预言吉凶祸福,就直到现在也没有觉得是自己错了。

信是不疑,这来于希望加幻想,于是有时,甚至常常,就会平地出现空中楼阁。自然,空中楼阁是不能住的,于是原以为浓的淡了,原以为近的远了,原以为至死不渝的竟成为昙花一现,总之,就成为错错错。如何对待?悔加愧,然后是殷鉴不远,就一了百了吗?我不这样想。原因是深远的。深远还有程度之差。一种程度浅些,是天机浅难于变为天机深,只好安于“率性之谓道”。另一种程度深的是,正如杂乱也是一种秩序,错,尤其偏于情的,同样是人生旅程的一个段落,或说一种水流花落的境,那就同样应该珍视,何况人生只此一次。这样,这种性质的错错错就有了新的意义,也值得怀念的意义。如此这般,化臭腐为神奇,不知道陆放翁会不会同意,可惜不能起他于九泉而问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