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少能力适应新潮，本当躬自厚，有时却仍不免于有些小牢骚。于是，或原因是，想到一个小而古的故事，见《韩诗外传》卷一：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楮冠藜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现），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困顿）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迎合世俗）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子贡逡巡，面有惭色，不辞而去。
两个人都是孔子弟子，用现代的话说，子贡发了，只形容出门，就乘肥马，衣轻裘；原宪没发，而是住得很坏，穿得很坏，穷得很。在彼时，算不算属于不同的阶级了呢？不知道。但存在决定意识则是古今通行的，于是而有了关于人生之道的意见分歧。这分歧，原宪是直接表示的，是安贫乐道好，鄙俗而富厚不好；子贡是间接表示的，自己阔气，见同学穷叹气，显然是嫌贫爱富了。哪一种态度对？作者韩婴的意见是明确的，他让原宪发了一套辱骂鄙俗而富厚的大议论，并说子贡服了输，都表示他是站在原宪一边。
今天我们怎么看呢？粗略说是可以古为今用，细说就要加一些解释，以免因胶柱鼓瑟而误会。关键是对富厚的态度。原宪是孔门弟子，孔子不是无条件地鄙视富厚，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如果合于义，高车驷马，重宝轻裘，他也会接受。推想原宪也是这样，他谴责子贡，是因为子贡的肥马轻裘之来不合于义。这其中的取舍蕴含一种理，是义比富厚更有价值。
这就可以滑到古为今用。义近于形而上，我们宜于卑之无甚高论，只是说：富厚，无论就个人说还是就社会说，都值得欢迎，因为它有大用；但是，正如上面的故事所显示，单是富厚，并不足以证明这个人必有高的价值，因为还要看富厚怎么来，怎么用，以及还有没有其他值得钦仰的品质。可惜的是，在有些人眼里，富厚成为最高的甚至唯一的价值。其结果呢，就无怪乎有些人，为弄钱而不择手段，然后是豪华挥霍，满身珠翠，以表示高高在人之上了。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物质文明，只能如此。如果竟是这样，那还是尽快来点精神文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