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泛论，对也罢，错也罢，总难免有讲章气，不宜于再纠缠。那就改为说自己与酒的关系。可说的像是也不少，却都是不怎么堂皇一面的。先说其一，是起步晚。我生后三年国体大变，由专制改为共和，可是农村的人，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是旧的，专说酒，儿童和妇女不许喝。仅有的一点关系来自嗅觉。镇上有一家造酒的作坊，我们家乡名为烧锅，字号是双泉涌，产酒不少，我到镇上买什么，从它门前过，就感到有一股带刺激性的发酵味往鼻子里钻。家里来亲戚，或过年过节，男性长辈要喝酒。用锡壶，要烫热，这工作照例由孩子做。燃料就用酒，倒在一个小盅里，用火柴引着，发出摇摇晃晃的蓝色火苗，把锡壶放在火上，不一会儿温度升高，冒出微细的水汽，也可以嗅到那股发酵味，只是没有烧锅的那样强。小学念完，我到通县去念师范，根据不成文法，学生不许喝酒，还有个法，是没有闲钱，所以连续六年，像是可以自主，却没有喝酒。
师范念完，入了大学，生活变为欲不自主而不可得，或者说，真是入了社会，就有了喝酒的机会，并人己都承认的权利，也就开始，还要加上间或，喝一些酒。再说其二，是量不大。酒量大小，我的推想，来于天资，天资有物质或生理基础，也许就是抗乙醇的本领吧？我得天独厚，抗乙醇的能力微弱，所以取得微醺，只消一两杯（新秤一二两之间）就够了。以我同桌吃过饭的人为例，天津某君，取得微醺的享受要烈性白酒三斤有半，那就所费要超过我十几倍，由经济方面考虑，就是得天独薄了。可是世俗有个偏见，是酒量大也可以作为吹牛的一种资本，约定俗成，我也就只好，譬如碰杯之际，自愧弗如了。再说其三，是眼前无酒，没有想得厉害的感觉。唯一的例外是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时候，活儿太累，还要不时受到辱骂，深夜自思，不知明日会如何，就常常想到酒，以求两杯入肚，哪怕是片时也好，可以离现实远一些，可惜是既没有又不敢喝。
还是说平时，不想，连带对于有些人的闹酒，希望把旁人灌醉，以逞自己之能，也就没有兴趣，甚至厌烦。再说其四，是喝，与赶新潮的人物不同，不追名贵。当然，也不会趋往另一极端，欢迎伪劣。我的想法，只要入口没有暴气，两杯入肚，能得微醺，就算合格；超过此限度，追名牌，用大价钱以换取入口一刹那的所谓香味，实在不值得。因为有此信念，买，或只是由存酒（大部分是亲友送的）里选，我的原则都是要价钱低的。这就不好吗？也不见得，比如在乡友凌公家喝的自采茵陈（嫩蒿）泡由酒厂大批买的二锅头（一斤一元八角），可谓贱矣，而味道，至少我觉得，比一斤二百元的茅台并不坏。所以在这类事上，我总是不避唠叨，一再宣传，俭比奢好，即使钱是由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最后再说个其五，是不喜欢大举呼五喊六，杯盘狼藉。理由很简单，是闹剧与诗意不两立。多聚人，多花钱，买热闹，买荣华，这方面得的越多，诗意就剩得越少。所以我宁可取杜甫与卫八处士对饮的那种境界，“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一举累十觞”之后还有话，是“十觞亦不醉”。当时喝的不是含乙醇多的烈性白酒，比如相当于咸亨酒店的黄酒，觞不大于现在通用的黄酒碗，十觞，量也不过略大于孔乙己而已。这里强调的是不醉，不醉就一定好吗？这个问题又不简单。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考虑，比如出发点是己身的福利，我们似乎就不能不同意刘伶夫人的意见，因为烂醉如泥之后，头和肠胃都很不好过，确是非摄生之道。可是由应世方面考虑，合尊促坐，众人皆酒酣耳热而自己独清醒如常，人将视为过于矜持，也不好吧？左右为难，只好还是躲开评价，单说自己的经历。我醉过，不多，但也不只一次。什么情况之下？照小说家的想法，必是写或想写《无题》诗的时候吧？说来会使善于想象的小说家失望，很对不起。我爱过人，正如一般常人一样，也会随来心的不平静，有时也就会亲近酒，以期能够浇愁或助喜，但是翻检记忆的仓库，没找到大醉的痕迹。这是否可以证明，自己并没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雄心呢？我不知道，所以也就只能重复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畏天命”了。还是说醉，记得的几次都是在而立之后，不惑之前，原因清一色，是“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不惑之后，坎坷更多，也因为非大人，就失了孟老夫子珍重的赤子之心。其主要表现是瞻前顾后，多打小算盘。这也影响及于喝酒，是求所费不多而所得不少。所费指酒菜钱以及过量之后身心的不舒适，所得指因酒而增添的友情和诗意。这里要借用大事常用的大话，澄清一下，是这样的场合，虽不至少到寥若晨星，也颇为有限，原因是眼前要有个知音的人，或说同道。同道，时间长，认识人多，也不会很少，这里，也为了略抒怀念之情，想只说三位。一位是韩兄刚羽，40年代起，我们常在他家一起喝酒。我住北城，他住阜成门内白塔寺西，我骑车，见面不难。常是晚饭时候，到胡同南口一个山西人小铺买三四两（老秤，一斤十六两）白干，一角钱五香花生仁，对坐，多半读书，有时有风，还可以听到白塔上的铁马声。喝完，吃老伯母做的晚饭。其时，我和他都相当穷，可是对饮之际，觉得这个世界是丰富的，温暖的。这样的生活连续十几年，他改为到天津去教书，见面不那么容易了，但最长不超过一年，总有对酒当歌的机会，直到1991年春夏之际他先我而去，白塔寺侧对饮的梦才彻底断了。
再一位是裴大哥世五，住外城菜市口以西，晚饭青灯之下，对饮的次数最多，差不多延续了半个世纪。我们是同乡，小学同学，他中学没念完失学，在北京菜市口一带卖小吃。为人慷慨，念旧，所以虽然我们走的路不同，却始终以小学时的弟兄相待。他忙，会面只能在他那里，晚饭时候。也是喝白干，他量略大，两三杯下肚，喜欢谈当年旧事。这使我感到我们并没有老，也没有变。可惜是人事多变，他先是过街被自行车撞倒，受了伤，以后行动不便，于是健康情况日下，于几年以前下世。这巨变影响我的生活不小，因为失掉的不只是一个经常对饮的同道，而且是把我看做少不更事、需要他关怀的同道。幸而就在这之后不久，与乡友凌公结识。他在饮食公司工作，住地安门外以西，离我城内的住处很近，于是未协商而像是签订了协定，每周三到他那里吃晚饭。他洞察我的爱好，约法二章：一、由夫人动手，做家乡饭；二、酒菜不过二品。这样，我到那里，举杯，除微醺之外，就还可以做个还乡之梦，即如凌夫人，做完饭，在厨房吃而不上桌面，也仍然是家乡的。
可惜又是人事多变，这位凌夫人，年不甚高，却因脑溢血，于一年以前突然逝世。承凌公好意，周三晚间的对饮未断。家乡饭是吃不着了，只好退一步，满足于亲切加闲情的诗意。说起诗意，还应该加上最近的一笔，是不久前，广州陈定方女士来访，谈至近晚，说想请我吃饭。我说，到北京，应该我请，不过与凌公有约，不便失信，可否一同到凌公家去吃？陈女士同意，我们一同去了。路上，我介绍凌公的为人，以及同我的关系。还着重介绍他的住屋，是药王庙后殿的西耳房，我上的小学也是药王庙，后殿西耳房是启蒙老师刘先生的住屋，所以坐在那里，常常唤起儿时的梦。到凌公家，介绍了不速之客，凌公当然表示欢迎。凌公是饮食业专家，菜几品，都可口。凌公酒量大，照例喝度数高的二锅头。用度数低的招待客人，我选了烟台产的金奖白兰地。陈女士像是也欣赏这样的邂逅，喝了一杯。我想到人生的遇合，相知的聚散，不知怎么，有些怅惘，喝了三杯。其后，酒阑人散，怅惘之情却未散，趁热打铁，还诌了一首七绝，首联云：“执手京华恨岁迟，神农殿侧醉颜时。”这醉颜来于酒，不只有诗意，还可以写入小说吧？所以照应本篇的开头，如果有人问我对酒的态度，此时就有了定见，是只能站在陶渊明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