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他才发现刚刚肩头碰到的柔软物体是妈妈的手肘。他偷眼看着这个手肘：被裹在米黄色布料里面、却仍然是妈妈身体的一个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惊奇。他很高兴甜橙的花香是属于妈妈的，非妈妈莫属。相反，如果橙香来源于另外一个女人，比如姑妈，比如矮小尖刻的婶婶，他就会继续打喷嚏，打到窒息，打到死。
然后，弟弟注意到了妈妈的手臂正在发抖。细微地战栗。如果不是他跟她贴得很近，几乎就无法察觉。不不，不光是手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衣服和身体间摩擦出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老鼠在废纸堆里不停地穿梭而发出声响。
弟弟紧张起来，猜想她是不是病了？之前他就观察到了妈妈在葬礼人群中的孤独：独自一个人来（顺便说一句，她拒绝了住在爸爸家中，宁可出钱去住旅馆），独自在爸爸墓地上放下一束金黄色矢车菊，独自一个远离人群站在路边。谁也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悲哀？同情？无所谓？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弟弟自作主张地想，所以她才会哆嗦，一个人心里有事不说出来，心事就会变成小虫子那样的东西钻进皮肤，皮肤会刺得很疼，疼极了就要哆嗦了。
弟弟不想帮那几只找不着方向的蠢虫子了，他想帮助舒一眉。不管怎么说，舒一眉现在病了，难受，他要帮帮她。
可是，弟弟还没有想好怎么帮的时候，两个农民工急匆匆抬来一桶搅拌好了的水泥，在土堆旁边蹲下去。其中的一个人用铁锹把墓坑象征性地又挖了挖，另一个人就用两只手端起爸爸的骨灰盒，将它放入泥坑。这个人的十个手指甲糊满水泥，端起骨灰盒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像从快餐店里花五块钱端起来一个装满了米饭和炒豆芽烧杂烩的快餐饭盒似的。
人群中有了轻微的骚动。亲戚们开始放开声音哭。婶婶的哭声像吟唱。姑妈哭得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叔叔的声音尖细悠长，叫人心里难受。更多的人排着队走上前去，往墓坑里扔花，一些粉红色的玫瑰和淡绿色的百合。反正这些花束不能从墓地带回家去，就让它们陪伴着死者的骨灰吧。
舒一眉的叫声在这样的时刻显得非常突兀。某种程度上，它打破了气氛的庄重和悲哀，让葬礼染上了些许戏剧性的惊诧。
舒一眉是这么叫的：“你们杀死了他！你们赵家的人亲手杀死了他！”
在姑妈、姑夫、叔叔、婶婶同心合力的围剿中，舒一眉扭动肩膀，拼命挣脱，眼睛里带着痛彻的疯狂，直到在快要封好的墓地旁瘫软，昏晕。
几年之后，已经十五岁的小伙子赵安迪回到海边小城过暑假，借住在姑妈家中。他跟姑妈提起了葬礼上的这一段插曲。小伙子尖锐地问姑妈：“那时候她恨你们吗？”
姑妈在包饺子，指甲上沾满白色的面粉，头发里散发出韭菜和肉馅的混合气味。她摇头说：“不知道。也许吧。她以为我们家里的人拦着你爸爸，不让他去南京，去找她。她觉得要是你爸爸当初带你去了南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爸爸为什么没有去？”
姑妈茫然：“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那么，”弟弟又问，“你们恨她吗？恨我妈妈？”
姑妈把双手搁在面盆边，想了一会儿，说：“不恨。”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舒一眉是疯子，神经不正常。十年前她丢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离开小城，离开丈夫，一去不回，却在葬礼上指责别人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姑夫的自私和婶婶的尖刻，弟弟也许就不会跟着舒一眉走了。他记得葬礼之后有一个胖胖的被人称为“局长”的女人俯身问他：“你愿意跟谁生活？”
他紧张而又胆怯，不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亲友们都在门外站着，抛下他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虽然和蔼却令他紧张的“局长”。他左右张望，目光张惶，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他想起已经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的奶奶。假如奶奶还像从前一样精干，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好自己的归宿，不需要面临此刻的窘迫。现在他怎么办？比起墓地上那几只懵懵懂懂的爬虫，他的前面不同样是一堵高高的墙壁吗？他丝毫也不比小虫子的境遇更好，甚至因为生活的能力不及一只虫子，而更加无助和惊惶。
甜橙的香气从玻璃窗外蜿蜒钻进来，仿佛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咣啷一声砸落在弟弟的头上。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喃喃地吐出一个词语：妈妈。
不错，他说的就是妈妈。之前从来没见过面的妈妈，散发着甜橙香气的妈妈，因为葬礼上的歇斯底里而被人们强行按倒的妈妈，有能力照顾好儿子、却不知道肯不肯照顾好他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弟弟说出这个温暖的词语之后，自己就被自己吓住了。他留在房间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恍恍惚惚地听着女局长在门外跟人们的交涉声。他双手并拢，十指交叉，紧紧地绞缠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骨头的柔软，差不多就要掰断了它们。
最后，在他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门被舒一眉轻轻地推开，她穿着米黄色短风衣，咖啡色软底鞋，带着挥之不去的甜橙的香气，面无表情地走过来，站在弟弟面前，简短地说了两个字：“走吧。”
舒一眉带走儿子之前，去过一趟海陵路小学，为他办一系列繁杂的转学手续。顺便，她找了弟弟的班主任，一个胖胖的、在头发上别了一枚浅蓝色蝴蝶发夹的年轻老师。
有那么一点点的故意作态，那个女老师手撑着下巴，苦苦地想了很久，没有能够总结出弟弟的任何一条优缺点。
“这孩子不引人注目。”她微带羞涩地说，为自己对这个孩子的漠视而开脱。
在老师的眼睛里，赵安迪什么都是平常：成绩平常，表现平常，甚至连个头和长相也都平常。哪怕他有某一个方面比别人突出也好啊，眼睛小一点呢，鼻子肥一点呢，牙齿呲一点呢，这样就容易让别人记得住了。可是赵安迪真是没有。白净净的一个小男孩，十岁，上四年级，安静得像教室里的一把椅子，好事没有他，坏事更不可能有他。曾经有一次被选中去表演团体操，可是团体中有他存在就显得郁郁寡欢，整体情绪“飞不起来”，导演只好撤下了他，另外换上了一个脑袋偏大却活泼好动的。
女老师惋惜地告诉舒一眉说，那是一次机会，因为团体操上了电视，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情。
从团体操谈开，女老师忽然记起赵安迪在学校里好像是有一个绰号的，不那么好听的一个绰号，叫什么来着？噢对了，搬家鼠！“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绰号，搬家鼠。”回忆起这个奇怪的名字，女老师显然有些兴奋。总算是有东西可以向孩子的母亲交待了。
为什么叫“搬家鼠”？因为赵安迪喜欢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拣回来往抽屉里放。什么小瓶子，小夹子，电话卡，广告画，用剩的原珠笔签字笔……有一次还拣了一台被人遗弃的手提电脑，抽屉里放不下，放到班级的“生物角”里，又无巧不巧被检查卫生的副校长看见，扣掉了班里一星期的卫生小红旗。为了赵安迪这个说不出口的坏毛病，几乎每天都有人向班主任告状，说他的抽屉太脏，影响班容。班主任找他谈过两次话，答应改正，可是总改不了。“是一种癖好，顽症。医学上大概叫强迫症吧？”
年轻的女老师歪着头，小心翼翼看着舒一眉，仿佛生怕这个沉重的医学名词会吓着母亲。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有个古怪的孩子。
舒一眉笑笑，客气地跟女老师握了手，说了再见。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她不置可否，甚至连一点点惊惶不安的神气也没有。
舒一眉走了之后，女老师长出一口气，抬手摸一摸头上的蝴蝶发夹，对办公室里的同事说：“我跟她说这一会儿话，汗都出来了。她对她儿子好像不怎么在意哦？”过了片刻，她又若有所思地自语：“不过她的气质是真好，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也特别。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的话。赵安迪的母亲是一个天外来客，从来不到学校，第一次来，就把孩子转学走了。
可是，如今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没有啊？女老师说过这话不久，很快便忘记了赵安迪这个学生，以及一个名叫舒一眉的母亲。
还要补充一件事。弟弟在跟随舒一眉回家的火车上，曾经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注视一个农村妇女给她孩子喂奶的过程。那一只裸露在外的乳头鼓胀得似一座小小的山头，乳汁突涌如火山爆发，出生不久的婴孩根本吞咽不及，被呛得连连咳嗽。女人只好移开孩子的嘴巴，抬起车窗，往沿途的铁轨线放出多余的乳汁。她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核桃大小的褐色的乳头，指间轻轻一压，滋地一声响，白色的液体像从高压喷枪射出来一般，强有力地打向窗外，形成一条粗粗的鞭子一样遒劲的白线。跟着，腥甜腥甜的乳香就在车厢里弥漫开来，强烈得好像早晨送奶员在小区门口打翻了奶罐。
那女人一回头，发现弟弟盯住她的乳房，有一点害羞，可是也没有特别在意，朝弟弟憨憨地笑了一笑，忙着把乳头重新塞进婴孩的口中。
弟弟凝神想，如果他要写一篇关于妈妈怎么给孩子喂奶的作文，该怎么形容这个妈妈的乳房呢？这么大，又这么白，用什么来做比喻？
同桌的李小伟曾经在作文里描写过他们班最漂亮的女孩程红叶的嘴唇，李小伟写道：程红叶生气的时候会把嘴巴鼓起来，这时候嘴巴就没有了，变成了一只熟透的红草莓。语文老师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一条红杠，旁边还写了几个字：比喻不当，性意识太强烈。
班上的同学把李小伟的作文本传来传去。大家都朦朦胧胧地知道老师批语的意思，可是又说不清楚。知道，却说不清楚，这就是兴奋点。
弟弟下意识地吧嗒了一下嘴。他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喂过他的奶。
舒一眉埋头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她一点不知道弟弟这时候想了些什么。从上了火车开始，她就一个人看书，全神贯注地看，完全忘记了身边还有个十岁的儿子。
要适应两个人的生活，对于舒一眉来说，就像是要从地球跨到月球，那么的遥远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