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总是会轻易地许诺，但不会兑现。他们会把一种庄严的信口开河当成货币使用，就像在欧洲一样（也像全世界的银行家一样，只要有利可图便玩弄花招）。但是只有工作才能兑现诺言——这一点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一个像我们这样头脑健全的人，是不可能想到要去毁灭经济生活运行的基础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不能不劳而获、无中生有，并且也感到——使他们不知道——金钱不等于财富。
对于那种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各取所需的一般理论，普通人本能地不会相信，即使他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但是，只要他知道这种理论是错的，这就足够了。
目前，美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笨拙、愚蠢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不完善，但它比别的国家有优势——它还能运行。
毫无疑问，我们的秩序会逐渐地发展成一个新的秩序，这个新的秩序也将能够运行——但它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因素要少于人们给它带来的因素。
我们的制度能稳定，它是错的吗？当然，它是错的，有一千个错！它是愚笨的吗？当然，它是愚笨的。从所有的理由来看，它都应该被推倒。但它没有被推倒——因为它与某些经济和道德的基础相一致。这种经济基础便是劳动。
劳动是人类的特点，它使得地球对人类来说成为有用之物。正是由于人的劳动才会有收获，这就是经济基础；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我们不能创造的原材料进行劳动——这些原材料当然是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这种道德基础便是人的劳动权利。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生产的话，我们就不能拥有——但也有人说如果我们生产的话，那也只是在给资本家生产。但我认为，由于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生产方式，才成为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也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所做的事情事实上不只是为了自己，他们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管理财产。
那些由于操作金融业务而成为资本家的人只是暂时性的恶人。如果他们的钱被用于投入生产，那他们就根本不是什么恶人；如果他们的钱是用来使财产分配变得更复杂——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树起障碍——那么他们便成了邪恶的资本家。
当金钱被更好地投入到生产中时，就不存在邪恶的资本家。当人们完全认识到通过劳动，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健康、财富、幸福时，金钱才会被更好地用于生产之中。
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却不能工作，并由此获得相应的认可和报酬，这是毫无道理的。同样毫无道理的是，一个能工作但不想工作的人，却能获得不应有的报酬——他应该可以从社会中获得与他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报酬，但如果他什么都不付出，那么就什么也得不到，只有挨饿的权利。
如果只是因为确实有些人得到了他们不配得到的，我们便要坚持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那我们便无法维持秩序了。
再也没有什么比坚持“所有人都平等”的理论更荒唐、更有损人性的了。最明显不过的是所有的人并不平等，任何试图使所有人都平等的民主概念只能是阻碍发展进步。
每个人不可能提供相等的服务。能力大的人要比能力小的人少。一群能力小的人有可能打倒一个能力大的人——但这么做，他们便同时打倒了自己。因此那些能力大的人可以领导一个群体，使那些能力小的人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轻松生活。
因此，那种把所有人的能力高低全都削平的民主观念，只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没有任何两样事物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制造的汽车是可互换的，所有的零件都能用科学分析、最好的机器、最好的工艺做得几乎一模一样。用不着任何的装饰，两辆并排而放的福特汽车看起来肯定一模一样，它们如此相像，以至于能把其中一辆的零件卸下来装进另一辆上。但是，它们也并不是完全一样，它们会有不同的道路习性。一些曾驾驶过上百辆、甚至上千辆福特汽车的人，曾说没有两辆车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让他们把一辆新车驾驶一个小时或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再把这辆车与另外一些同样只驾驶过一小时、条件相同的车混杂在一起，虽然他们无法用肉眼认出他们曾驾驶过的那辆车，但他们只要一试，便可以分辨出来。
我一直在说的都是指一般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说得更具体一些吧。
一个人应该依靠与他提供的服务相对应的报酬生活。在这个时候来谈论这一点，显然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时代中，大多数人都将提供服务排在了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没有人在意花费和服务的时代。
只顾追求利润对商业来说也是不利的。没有必要地卖出或买进对商业是有害的。因为商业只有像小鸡一样，必须用爪子在地上刨来刨去才有所收获的时候，才是健康发展的。
事情来得太容易了，价值与价格之间的诚实关系被抛到了一边，不用再去“迎合”公众了，在很多地方甚至有“公众该受谴责”的舆论。这一切对商业来说是极为有害的，可是还有些人把这种病态称为“繁荣”。这并不是繁荣——这只是追逐蝇头小利。
除非一个人的头脑中一直都在考虑一个计划，否则他很容易为金钱所累——一心只想着赚更多的钱，完全忘了在赚钱的同时应该把人们所需要的东西给他们。
建立在赚钱基础上的商业是不安全的。这是一件难以捉摸的、变幻莫测的事，它极少能有一年的稳定发展时间。
商业的实质功能是为消费者提供产品，而不是赚钱或者投机。为消费而生产意味着产品要质优价廉——产品是用来为公众服务的，而不只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如果金钱来自正当的途径，那么产品同时就会为生产者服务。
生产者的兴盛与否取决于他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质量。只为自己而生产，他也许能兴盛一时；如果他真的如愿以偿，那也纯粹是偶然情况。当人们一旦醒悟过来，认识到他们付出后却没有得到服务时，这位生产者的末日便指日可待了。
在繁荣时期，生产的大部分都用来为自己服务，而当人们醒悟的那一刻，很多生产者便被迫倒闭了，于是他们说自己进入了“萧条期”。
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进入了“萧条期”，他们只不过是想混淆是非，但他们不会得逞，因为金钱的贪婪者是肯定得不到金钱的。但是，当一个人为公众利益提供服务——也就是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时——那时金钱就会自动向他滚滚而来。
金钱作为服务的结果，自然会到来。金钱是绝对要有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获取金钱的目的不是为了安逸，而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服务机会。
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安逸更可怕的事情了。在文明社会中，游手好闲者没有位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无所事事地打发时日。任何想废除金钱的计划，都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衡量价值的标准。但认为我们目前的金钱体系是完美的交换体系，这一点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到。
我之所以反对目前的金钱体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成了一种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代表，它阻碍了生产，而不是在加速生产的发展。我将以简单化的方式来阐明这一观点。
普通人的钱已经是很少了，却还要花很多钱去买生活必需品（除了那些每个人都有权享用的奢侈品以外），因为所有的东西在生产出来时，总比需要的更为复杂。我们的衣服、食品、家具——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做得比现在的式样更简单，同时又更美观。毕竟物品是在过去以某种固定的方式做出来的，制作者从此以后便一直沿袭下去。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采用多变的风格来制作产品，没有必要那样做。例如衣服不能做成开口的袋子，这可能很容易做成，但穿起来却不方便；毯子用不着做成有很多边穗的样子，但我们对印第安风格的毯子便不能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了。
真正意义上的简单，是指能够提供最好的服务，并且用起来最为方便的东西。激烈改革的困难之处在于他们总是坚持为了使用某种已经设计好的东西，要求人们必须改变自身。
从一件合适的东西开始，加以分析研究之后，找出能去除其完全没用的部分，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一切事物上——一双鞋、一件衣服、一座房屋、机器、铁路、轮船、飞机。当我们去除无用的部分时，便把必要的部分简单化，我们也就削减了制造成本。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但奇怪的是，人们总是想使生产工艺变得更廉价，而不是想使这件东西变得更简单。其实，首先应该从一件东西开始。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不是按最好的方式制造的——它是否提供了最好的服务？
然后，要知道它的材料是最好的，抑或仅仅是最贵的？
再然后，要知道它的复杂部分和重量能不能去除，诸如此类。
给一件机器加上多余的重量，就像给马车车夫的帽子再加上帽徽一样荒唐。然而事实上还远不止于此：帽徽可以帮助车夫辨别自己的帽子，而多余的重量只意味着浪费精力。
我无法想象“力量来自重量”这一错觉是从何产生的。对于打桩机来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么要去移动一个重家伙呢？在交通运输中，为什么要给本身已经很重的机器加上多余的重量呢？为什么不将其用来提高机器的载重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