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赵大娘第一次见王进喜这样没命干活的人，感动得直对1205队的同志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一个铁人啊！”
“铁人？！这个名字叫得好！对，王进喜就是王铁人！我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大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进喜那样的铁人！向王铁人学习——！”余秋里在一次干部会议时听说这事后，很受触动，于是经他这么一振臂高呼，“王铁人”的名字就传遍了整个松辽大地，后来又传遍了祖国大地。
没看出来？余秋里和王进喜都是天生的语言大师！他们的话生动——生动得每个字都似乎在你面前蹦蹦跳跳的；他们的话形象——形象得你听后不由哈哈大笑；他们的话有力——有力得能调动你全身的热血去沸腾、去燃烧！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是王进喜的话。
余秋里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去！”
我在采访那些曾经与王进喜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时，他们给我讲的许多故事，让我认识了生活中真实的王进喜：他绝对是个“老大粗”，可又绝对不是个“老大粗”。他的语言和行为生动得不用导演。我们后来看到的许多关于王进喜跳泥浆池、振臂高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样的镜头，都是后补的——是周总理批准让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们与王进喜交流后，用不着多说几句，王进喜立马“进入情况”，且保证能令导演们满意。
王进喜的个人魅力、个人形象，个人语言，是在松辽的石油大会战中得到磨练和开始完美的。能使这位中国工人阶级形象达到完美程度的“艺术大师”，既有会战生活的本身，还有便是余秋里等人的功劳。
余秋里22岁时失去了一条胳膊，但在他一生的工作和战斗中从来没有少过与他并肩奋斗、争取胜利的左右手。石油战线几十年，他得到了康世恩这样的左右手，还有就是他树立起的王铁人这样的标兵与标兵队。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应该都能知道，部队中还有一面旗帜，叫“硬骨头六连”。这面旗帜就是余秋里在军队工作时借以让指战员们学习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夺取胜利的一面旗帜。六连出名是在1940年余秋里担任八路军某支队政委时，那一次他领导的部队所属七团三营官兵们跟日本鬼子打得极其惨烈。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转移，六连在指导员张会田和连长指挥下，几度击退敌人进攻，把日本鬼子杀得尸体遍野。小鬼子也急红了眼，靠着比六连强几倍的兵力，在山炮、机枪和掷弹筒的支援下，连续五次向六连阵地反攻。紧要关头时，指导员张会田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跃出工事，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杀啊——”战士们跟着指导员冲出工事，如飓风般的扑向敌人，杀得敌人溃不成兵，而指导员张会田和许多六连官兵也壮烈牺牲了……余秋里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喊出了威震山河的“向六连学习！消灭小鬼子——！”口号。六连的名字早就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传遍，直至今日。2004年5月，我专门到驻守在杭州的“硬骨头六连”拜访，在那个光荣的连队荣誉室里，我知道了他们是全军所有连队中荣获最多荣誉的“全军第一连”。
毛泽东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硬骨头六连”的珍爱就像对铁人王进喜一样珍爱。
独臂将军在他灵魂和精神世界里从不曾缺过胳膊。他余秋里一生树起的这两面旗帜就够我们亿万中华民族儿女们好好学习和继承几百年、几千年的。“硬骨头六连”所铸造的军魂和王进喜身上体现的民族魂，已经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欣赏余秋里也许正是他既能武，又能文。文武全才者，在高级领导者中不是很多，余秋里理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次来松辽时，余秋里是以会战工委书记的身份而来。既然是前线大会战的一员，他就不喜欢别人再用部长的规格来迎接他。这回他下车的地址不是上回的大同镇，而是“挥师北上”之前就定下的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安达县城。100年前的1903年，安达这个北国小镇才从俄国人手中回到祖国怀抱。之前这儿虽是中国的领土，但俄罗斯人却远远多于中国居民。到1909年有记载的史料上说，当时安达的中国居民是7户，俄罗斯人则有75户。
不过余秋里带着他的石油大军来这儿时，安达已经与俄罗斯人的时代完全变了样，但这儿最像样的建筑则仍然是俄罗斯人建的。特别是那个并不大却讲很讲究的火车站及火车站旁边的那栋两楼层的铁路俱乐部，十分别致和突出。这些建筑在今天我去安达采访时，仍然感觉它的风采照人。
上世纪60年代的安达，俄罗斯人留的这些建筑几乎可以盖过安达小城里的全部风光。余秋里他们的指挥部没有设在俄罗斯人留下的那栋豪华建筑里，而是在距火车站一两百米的那个县政府财务局小楼里。安达县城再找不到第二处这样的中国建筑了。其实这小楼也是可怜得很，最多也就像北京城里我们以前经常看得得见的那种烧锅炉用的临时建筑罢了。但当时的安达只有这个条件。会战机关的干部和科研人员一律住在民房。至于一线的队伍不用说了，能有间牛棚、马厩、帐篷住就算是天堂了。即便如此，对当地政府和百姓来说，这已经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一次，个别机关工作人员嫌自己住在牛厩里气味不好、虫子咬人，便嘴上带出了几句牢骚。余秋里听后勃然起怒，桌子一拍：“若在北京你发这么个牢骚，我会向你检讨，因为是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可是在这儿，你要再说一句这样的牢骚话，我就把你开出石油部！你看看四周：荒无人烟，有几个当地百姓？你想住什么？有牛厩住算是天堂了！”
余秋里后来没过一个月跟着队伍也从安达搬到了萨尔图。他跟康世恩等会战领导也住在马厩里。雨季里，大部长住的房间里竟然到处漏水，秘书给余秋里挪床铺一夜挪动了六七次，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算了算了，我站着吧！看这雨滴还能把我淋成落汤鸡不？”余秋里在会战时有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这一天，余秋里跨进会战指挥部的自己办公兼卧室时，一眼就盯上里面摆着的那张三人沙发。他的眼睛瞪圆了，一声高吼，便把行政负责人叫过去狠狠训斥一番：“对你说了：会战的同志们住什么我就住什么！你把房间里的沙发马上拿走！立即拿走！”
行政处的同志吓得只好把沙发给了正在筹建的会战医院。
当下，余秋里向会战全线干部和机关发出一道“圣旨”：所有会战一线的干部和机关人员，一律“约法三章”：一，不准买卧车；二，指挥机关不准有沙发、地毯之类的高档商品；三，不准为领导干部建单独的宿舍。这三条“政策”实在太具体了，具体得令下面有些人想“灵活”也不知何从下手。于是大庆从1960年会战开始，一直到十几年后的1978年前，这个后来已经有几十万人的石油城，竟然没有一栋楼房！有人说都是余秋里“约法三章”给“约”的，赞成的说这种作风就该代代传下去，反对者说这样城市还有啥可发展的！但谁也不能否定一点的是：余秋里在会战时作出的“约法三章”实质上就是后来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的大庆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会战大军吧：
翌日，余秋里乘坐那辆嘎斯吉普车，再度“检阅”起他的“挥师北上”队伍。这会儿沿着安达到萨尔图5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余秋里所看到的情形让他吃惊万分：这是什么战场呀！
到处是乱堆乱放的物资，绵延几十里人都无法插足！再看看会战的队伍：那些找到落脚点的支锅搭棚开始起火露宿，再仔细瞧瞧他们的生活：做饭用的是脸盆，吃饭用的是脸盆，洗脸洗脚用的还是脸盆——他们多数人全部的个人生活用品就是一只脸盆。有人讲究一点的，做饭用的是脸盆，盛饭则用头上戴的铝盔帽。那些不讲究的人干脆不洗脸不洗脚；那些没找到地方的钻机队，几十人几十人的排躺在露天雪地里做“冻肉卷”——用被子或毯子裹着身子露宿；再就是一些还在等待分配单位的部队转业官兵，则坐在铁道两边拉着嗓门，一边又一边地在那儿唱着有气无力的歌……“我得到的总印象是，队伍上得很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突出。比我想像得要严重和复杂的多！”几十年后，余秋里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对会战初期所见的一幕刻骨铭心：“铁路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设备、器材、行李、货物。由于缺少起重运输设备，这些物资怎么也疏散不开。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不到现场，很难想象会如此的混乱……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吃的也很困难，少粮缺菜，连锅灶、炊具都很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煮汤。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步行。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干部对组织会战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这场会战打赢；有的到了现场之后，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困难的条件和种种非常规的措施、办法，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埋怨会战不正规，不像个搞工业的样子。有不少同志怕艰苦，怕受累，挑工种，讲待遇。个别干部一下车，不管队伍，不问设备，不关心工作任务，先打听中灶食堂在哪里。还有人干脆开小差，当了逃兵……”
更让余秋里预想不到的是：“对于油田地下情况，当时我们还了解的不多。长垣南部已经打了二十多口井，经过初步分析，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有些情况一下子还说不清楚……”
以最早出油的松基三井为中心点的南部战区，会战的队伍已经到位，可真要甩开膀子大干时，技术人员竟然拿出的那些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图纸时，连自己也解释不清到底哪儿该打生产井，哪儿该打勘探井！
“队伍开到了前线，敌人也就在眼前，却不知道仗怎么打！这是什么事嘛？”余秋里面对如此混乱而毫无章法的战役，真的感到有些束手无策。
这可怎么办？他把康世恩叫来。
康世恩也抓着头皮直嚷：“怎么弄怎么弄嘛！”
余秋里气得无可奈何，“嘭”地关上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们在外面瞅着，谁也不敢上前去敲一声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小窗口里冒出一股股浓浓的烟雾……许久，门突然开了。余秋里右手叉在腰际，冲工委副书记吴星峰喊：“通知所有会战指挥部领导上我这儿来学习！”
学习？学什么？
“学两论！”
两论？两论是什么？
“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都不知道？”
噢，这样啊！
吴星峰猛然省悟，拍着脑袋转身去通知各位领导上将军这儿来。
那些处在一片混乱中的会战领导干部们被“请”到余秋里面前，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部长，因为谁都知道他的脾气——“不打肥皂刮胡子”，这也是碰到一般问题时，眼下是大大的问题了！队伍乱七八糟到有点失控的地步……干部们只敢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将军那只空袖子空袖子一甩，麻烦和噩运怕就轮到头上了。
奇怪，这回空袖子没甩呀，而是听到一个非常温和的口吻在说：“同志们，你们先放一下手中的活，关起门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它一个星期时间……”
干部们抬起头，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有人轻声问道：“那外面的事管不管了？”意思是说队伍乱成一片，就不去管了？
“不去管，让下面的人顶着。”余秋里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主席的这两篇文章学好、学透！”
这是前线指挥员们所没有想到的。居然在大战和恶战出现难以收拾的时候，他余秋里居然一改往日雷霆万钧的暴脾气，让高级指挥官们跟着他天天关上门静静地坐在小桌子和炕头上看起书来。
你瞧，他比谁都认真：每天必有半天什么人都不许去打扰，坐在那儿除了抽烟就是翻书，再便是站在窗口前久久沉思……另有半天，他便上技术人员那儿，盘着腿，听他们没了没完的讲，讲地质、讲钻井、讲取岩芯的意义。
干部们见这景况，也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翻“两论”。开始时，大家脑子里依然是外面乱哄哄的情形，慢慢地，慢慢地乱哄哄的情形消失了，变成了一条条清晰的思路：是啊，这么大的会战，谁也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怎么办？不跟没吃过梨子一样嘛！咬上一口尝一下，不就知道梨子的滋味了吗？实践的意义原来就是这个理哟！这不，过去一直说松辽、说中国不会有油嘛！可我们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现了大油田？不就是用革命的精神和非常的手段嘛！在地质理论方面也是这样，靠的是从实际出发，重视大量实践、大胆探索才产生和证明了陆相生油的理论。在勘探方面，我们既学习外国经验，又不受外国经验之束缚，从松辽的具体地质情况入手，以最短的时间，打出了油，控制了油田面积。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已经证明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和用最短时间、用有限兵力最大可能地达到战略目标的战术思想。中国的石油工业落后，条件和设备差，人少力薄，进行必要的大协作，大会战，不正是为了创造条件实现早日扔掉中国贫油帽子的伟大目标吗？
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搞过世界级大油田的开发，地上的和地下的矛盾错综复杂，而这么多矛盾应该怎么抓，抓什么？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解决好了这些矛盾，我们才有可能胜利实现会战的目的。
哈哈，毛泽东的“两论”原来都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通过辩证法和唯物论，都给解释得一清二楚了啊！领导干部们合上书本，纷纷来找余秋里：部长，我们现在明白了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的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又该怎么处理了！
余秋里笑了：你们说我们现在的会战怎么个干法？地上的问题和地下的问题怎么处理？
干部们：得抓主要的。眼下主要的问题是要任务清楚，岗位到位。地上的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地下的情况掌握好了，地面上的问题才会不乱。
余秋里笑得更爽了：对头嘞！哎，学了“两论”是不是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
干部们：可不！前几天看着队伍这个样子心里着急，越着急心里就更乱了，这我们当干部的一乱，队伍就更乱了。哎部长，你当年指挥打仗是不是也经常碰上这样意想不到的事？
余秋里：那是。打仗的时候，瞬息万变，意想不到的事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指挥员就得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思想，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干部们开心地讨教：那个时候你也学毛主席的“两论”？
余秋里乐了：学毛主席的“两论”是周总理在前些日子对我说的。他说大庆会战会遇到极大困难的，你们应该用毛主席的“两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解决好各种矛盾，才能夺取会战的全面胜利。
原来如此！
好了，现在我们集中起来，开会！余秋里的空袖子又甩动起来。
开会的结果，会战面临的矛盾一个个被解开：
不是队伍混乱吗？那就先抓明确战区、明确任务，明确指挥者。于是，余秋里的麾下迅速呈现一个司令部、三个战区的战役布局。它们分别是：司令部，即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副手唐克、吴星峰。康不在时唐、吴代理。张文彬，负责总部常务工作，并兼管总调度室、工程技术室、规划室、钻井指挥部、运输指挥部、水电指挥部等部门；焦力人，负责地质室、采油指挥部、运销处、研究站等；陈李中、王新坡、只金耀，刘少男四人以陈李中为主，分别负责基建处、油建公司、工程指挥部、建筑指挥部、设计院；党务和行政机关方面，李荆和在吴星峰回部开会时负责党委全面工作，并管人事处、石油学院等部门；宋世鉴负责供应指挥部；杨继清负责保卫处、技术安全处等；宋世宽负责计划处、财务处、卫生处、行政处、办公室等；李镇靖负责党务日常工作和群众运动……“司令部”——会战总指挥部，统一服从石油部党组。部长兼党组书记余秋里拍板一切重大决策。
三个战区：第一战区，以葡萄花、太平屯、高台子、升平杏96号井以南一线的南部地区。
其工作由最先在此作战的松辽勘探局负责，李荆和局长和副局长宋世宽领兵；第二战区以杏树岗、龙虎泡杏96井以南一线北杏16井以北一线之南地区。由四川、青海局负责，李镇靖和李敬、杜志福、郭庆春等领兵；第三战区以萨尔图、喇叭甸、林甸杏13井以北一线的北部地区，由新疆、玉门局负责，宋振明和李云等领兵——第三战区后来是会战的主要战场，惨烈的战斗和最辉煌的战果几乎都是在这儿产生，今天的大庆市就建在这个战区之内。
好了，指挥系统已建立起来。可仗怎么打呢？
去动员？去一个个钻井队挥着鞭子督促？这自然要的，但队伍分散在几百公里长的战线上，每个战区也有几十里的范围，干部下去，到一线指挥当然必不可少。但所有井队、所有部门，都面临着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如此情况下怎么个干法？
“部长，1205队跟其他的队不一样，他们一到这儿不是在等，而是自己想办法，钻机没到的那几天，他们主动上火车站当义务装卸工。钻机一到，他们立即自卸自运，把几百吨的家伙，硬是靠人拉肩扛弄到了井场！”身材颇为高大的三战区指挥宋振明向余秋里举手反映一个情况。
“这个好嘛！他们的队长是谁？”余秋里最爱这样的有自己脑筋、敢于在困难面前不畏惧并冲锋陷阵的队伍。
“王进喜。”
“王进喜？”
“就是在克拉玛依跟1202队队长抢话筒比打擂的那个！”张文彬说。
余秋里拍拍脑袋，哈哈大笑起来：“噢——是他呀！”
“这人可不简单，他们队到萨55井后啥也没有，他就说，为了早日甩掉中国的贫油帽，有要上，没也上！争取早日开钻多打井！”
“嗯，人拉肩扛。有也上，没也上！好嘛，我们这次大会战就是在啥也没有的条件下进行的，我看这个口号叫得好！”余秋里连连叫好。
“王进喜到这儿后，整天没日没夜的干，腿伤了也不休息，天天起早摸黑，使不完劲似的……房东赵大娘见了，感动得称他是铁人。”
“铁人？！铁人王进喜！”余秋里的拳头又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大声叫好：“好，铁人这个名字好！我们石油工人就得有这样的铁人！大庆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铁人！”
“吴星峰，你们政治部得好好抓一抓这样的典型。”抓典型、树红旗、以点带面，是余秋里一生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的一大工作艺术特色。王铁人无疑是余秋里抓的又一个最成功的典型。
“这人还能写诗呢？”
会场一片哄笑“写诗？”余秋里也笑了：“写什么鸟诗呀？”
“他们队到松辽后，大伙儿在雪地时施工，非常艰苦，又刮着北风，王进喜为了鼓动大家，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山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哈哈哈……”会场又一片哄笑。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余秋里喃喃地重复着。“好！有气概！这种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气概不简单！”
得到鼓励下的宋振明越说越来劲了：“王进喜还会叫号子呢！人拉肩扛抬钻机时，他的号子一叫，大伙儿力气倍增、干劲冲天！”
“老宋你学一段嘛！”有人怂恿道。
于是宋振明拉开嗓门真的学了起来：
咱们干劲大呀！——嗨嘿！
再难也不怕呀！——嗨嘿！
大家齐用力呀！——嗨嘿！
底座往前搬呀！——嗨嘿！
工人干劲大呀！——嗨嘿！
困难咱不怕呀！——嗨嘿！
这个动弹了呀！——嗨嘿！
步子可挺大啊！——嗨嘿！嗨嘿嘿哟啊！
“哈哈哈……”会战部的小楼里热闹到了极点。
余秋里和康世恩也快笑出眼泪。这样的气氛是余秋里最喜欢的，他要的就是在大敌当前、困难面前他的战斗人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后天我们要开首次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你把那个王进喜也叫来。”余秋里悄悄对宋振明说。
后天是4月9日，大庆会战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安达火车站旁的俄罗斯人建的那栋别致的两层楼铁路俱乐部召开。会前党组已经研究决定，号召会战全体人员掀起学习毛泽东“两论”
的热潮。
入夜，安达财政局的小楼里彻夜通明。余秋里把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和秘书王倍恩叫到自己身边，他们正一字一句地起草学习“两论”决定。
“两论”对几万石油会战大军而言，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写下一部感人至深的史书。这是因为，“两论”让困守在冰天雪地荒原的共和国建设将士们获得了一种信念和实现信念的指路明灯。
今天的大庆人曾不止一次如此自豪地告诉我：40多年来，大庆油田共相继有27个油（气）田总计188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投入开发，建成年产原油5600万吨的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累计生产的原油占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近一半。特别是自1976年起至2001年，连续实现了25年产石油在5000万吨的水平，创造了世界陆相非均质、多油层砂油田注水开发的最好水平。如此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油田历届领导带领广大职工，以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针对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的地质特征和开发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科技创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油田实际的科学对策。”大庆人如此说。
文行此处，笔者想起了余秋里老秘书给我讲过的一则故事：1963年底，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道，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听后有些惊异地问：
“是那‘两论’啊？”余答：“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作用大着呢！”余秋里说。
将军部长的感慨绝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是从那场史无前例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建设战役中涅新生后的有感而发。
难道不是？
有一个会议对那么多参加过大庆会战的人记忆特别深刻。这就是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所谓五级三结合是参加的人员由小队、中队、大队、指挥部和会战指挥部这五级的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参加的会议。这是余秋里抓油田开发或者说抓经济工作的一大发明——他总喜欢发动群众——这个群众是多层面的、多层次的各类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五级三结合会”后来在大庆油田建设乃至全国的石油开发工作中成为一种制度而被固定下来，直至今天仍被教科书般的延用下来。
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三天时间，于4月9日至11日在安达火车站附近的那栋俄罗斯建筑的铁路俱乐部里举行。开始180多人，后来扩大到500来人。
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会”。按照余秋里的要求，会场不设主席台，中间只放几张桌子，桌子不是为了领导而摆，而是为了摆放图纸所用和发言者能以图说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围着桌子而坐，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能说废话，但寻寻开心，活跃活跃气氛可以。这是余秋里的作风。
会场很不规范，这与参加会的人员有关，大到部长，小到以前连局长都没见过的普通工人代表。但进了会场，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样：会抽烟的可以随便抽，想喝水的随便倒。可以跟部长握握手，聊上几句闲话也没关系。胆大的偷偷从余秋里那儿要支“大中华”叼在自己嘴上。胆小的开三天会却没敢让部长们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签个名。
“那时候民主气氛真好。别看余部长脾气大，说话嗓门特大，但他对油田开发技术方面的问题又细到针尖尖的事都一点也不放过，就连康世恩、翁文波这样的大专家也被他追问得一愣一愣的。他对我们一线的技术人员意见又特别重视，他觉得在像大庆油田这样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大油田开发，来自实践和第一线的意见和经验是最宝贵和重要的，因此他格外尊重和注意倾听我们下面人说的话。如果我们说的十句话中有一句话他认为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会盯着你不断追问，直到问得你水落石出方肯罢休。我们看部长这么尊重和民主，也就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一言我一语的，三个臭皮匠就凑出了个诸葛亮。”一位当年参加安达技术座谈会的当事者这番感慨万千的话仿佛让我想亲历了那个载入史册的“石油遵义会议”
“会战的战幕已经拉开，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余秋里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以其灼烈的光和热，感染和影响着所有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士们跟他一样腾起团团火焰。“总之，我们每个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
瞧，那只空袖又开始“嗖嗖”生风，随之飓风雷闪，惊天动地。这是那些跟随余秋里南征北战的将士们最受感染、最受鼓舞、也最容易激情澎湃的时刻！那一刻，独臂将军的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义无反顾，赴汤滔火，在所不辞。
安达会议的最后时刻，余秋里挥动着有力的右臂，一边走一边高声鼓动着。突然，他收住脚步，一转口吻，目光炯炯地向会场的四周扫射——“王进喜来了没有？”
蹲在边角一张凳子上的一位瘦弱黝黑、嘴唇干裂、胡子老长的中年男子嗡声嗡气地移动着身子，一副憨傻的样儿站了起来：“来了，余部长。”
“哎，真是王进喜哪！”会场上那些认识王进喜的人叫了起来。
余秋里笑眯眯地绕过脚跟前的几排人，走到王进喜的跟前，然后转向会场：“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王铁人吗？他来到这里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钻机没到时他带领队友上火车站干义务工。等钻机一到，没有吊车拖拉机，他领着队友人拉肩扛，硬是把钻机抬了上去，立了起来。为了工作，他连续五天五夜没离开井场，把自己买的摩托车用来跑配件，这是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房东大娘因此叫他铁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向王铁人学习——！”突然，余秋里挥起那只握紧的右拳，振臂高呼。
“向王铁人学习——！”会场顿时一片口号声。
余秋里哈哈大笑，他所期望的目的达到了：被激动和感染的几个领导上前抬起王进喜，嘴里吆喝着口号，绕会场整整走了一周。本是严肃而紧张的技术座谈会最后结束时，竟然是众志成城、气氛活跃、斗志昂扬的热烈景象。
这就是余秋里。他是将军，他的指挥艺术里有个显著的特色是：每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之中，他总是要培养一个甚至一批“跟我上”的冲锋陷阵先锋。他一生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有民气，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而要树立这三气，一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往前冲的精神，二要靠有个好典型来带动大家。大庆会战中，余秋里一方面自己身先士卒，与会战干部职工们同在一线战斗；另一方面他抓住了王进喜等这样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了国家扔掉贫油帽子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队的榜样，从而使整个会战的千军万马，始终处在高昂的战斗情绪之中。
1960年4月29日这一天，会战大军的战斗情绪达到了高潮。由各路人马参加的“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的那片荒芜而辽阔的草原上隆重召开。
原定是“五一”召开的誓师大会，康世恩在三探区检查工作时，见探区指挥宋振明他们已经提前把会场准备好了，于是请示余秋里是等“五一”开还是提前开。
“别等呀！开会本来就不是为了形式，同志们既然想早一天投入会战，那就开吧！”余秋里说。
通知下去，相距几百里的会战队伍的代表们，举着红旗、擂着战鼓，从四面八方向萨尔图会场处集结。那一幕，大庆人始终念念不忘：什么叫人如潮、什么叫歌震天，什么叫威风凛凛，什么叫盛况空前，这一天他们都看到了看，穿红棉袄包着羊肚毛巾的陕北秧歌队来了；看，两三百人组成的东北“二人转”队伍来了；瞧，骑毛驴、划旱船、踩高跷的也都上了……最引人注目的是由16个小伙子抬着两米直径的一具大鼓，4个壮汉子使劲地擂动，伴随6个东北大汉擎着三尺直径的大钹而打出的成套鼓乐，声震天地，那非凡的气势，似乎一瞬间把荒原的千年沉寂一扫而光！
嚯哈，简直是一出万人的狂欢！万人的歌舞！
主席台上站的独臂将军看着台下红旗招展、拉歌声时起彼伏的场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站在他身边的戴着眼镜的一向文绉绉的康世恩显得异常激动，不停地用右手的食指推推眼镜，看得出，他敬佩余秋里这位“石油事业大导演”，更庆幸自己手下有这么一支斗志高昂、气贯长虹的战斗队伍。
上午十时许，在齐鸣的锣鼓和礼炮声后，余秋里健步走向麦克风：
“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是来自全国石油战线的各路英雄的会师大会，又是检阅我们力量的誓师大会！”将军的声音通过麦克风的扩音，以几十倍高的声响在草原上回荡。
“我们集中石油战线各个方面的精兵强将，进行大会战，就是为了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这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因此我们要猛上！快上！坚决地上——！”
“猛上！”
“快上！”
“坚决地上——！”
整个上午，余秋里在台上不时挥动拳头，台下便掀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应。
总指挥部康世恩被深深地感动了，轮到他走向麦克风布置任务时，这位石油儒将竟然也像余秋里那样不断挥动起拳头，激情无比地：“同志们，英雄手下无难事，现在就看我们志气大不大了！气魄高不高了！我们的队伍，是转战祁连山、昆仑山、天山和峨嵋山的英雄好汉，打遍了长江和黄河之间，现在我们在这里会师。同志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油田，正是英雄好汉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干吧！”
“干——！”
全场的各路英雄奋然起立，振臂誓师。
“会战检阅开始——！”独臂将军并不因此想收住这激动人心的誓师场面，他又以独特的军事指挥家的高超艺术，将与会的每一个人推向表演的主角——而他则以一个老军人的风度，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注目着一支支钢铁队伍在身边走过……身边，他的助手、会战指挥部的其他领导学着他的样，精神抖擞地站成一排，以同样严肃和神圣的注目礼，检阅着自己的英雄队伍呵，这个队伍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穿着也各不相同，比起整齐划一的解放军检阅队伍要差得多，但他们的精神斗志则一点也不逊色。瞧，最引人注目的队伍来了。哇，是五匹高头大马呵！那大马上面分别坐着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骑坐的马都由一个探区的领导牵着，他们是三探区的党委书记李云——他为王进喜牵马；副书记张云清为段兴枝牵马；副指挥孙文燕为薛国邦牵马……这就是闻名大庆、闻名石油战线、闻名全国的“五面红旗”。
“五面红旗”，披红戴花，在五位领导人的引领下，骑在五匹大马上接受余秋里等领导的检阅，又在万众欢呼和簇拥下绕场而行……这一幕永远留在北大荒的记忆里，也永远留在那个时代的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永远留在共和国建设的史册上。
誓师大会的最后一刻，余秋里又一次带领万人高呼：“向王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
“轰隆隆——”一道闪电和霹雳，划破千里荒原。
1960年——人民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刻。松辽大地上却响起了一声震撼世界的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