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生产队长，为了让我打消“离家远行”的念头，他采用了种种惩罚我的手段：罚我去参加挑河——冬天在刺骨的河底冰水里挑泥垒江坝。我至今记得1975年的那个冬天，我有三个月是在长江边的堤坝上度过的。白天与壮劳力们一起挑泥筑坝，在那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必须干完分配的任务。民兵队员们一个比一个疯狂，零下几度的冰冷刺骨的江水和呼啸的寒风挡不住他们的“哎哟”声……我只能跟着大伙儿前进，即使根根肋骨在发出痛苦的响声，也必须坚持到收工的最后时刻。惟有可能属于自由的是晚上独自伏在稻草堆里偷偷哭泣——至今想起少年时代年复一年参加的那些“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时，我都会浑身筋骨发痛……我们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春殉葬者。
也是在这年底，我逃脱了父亲的权力控制，争取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结果我赢了，成了一名当时青年人都羡慕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父亲无法阻止我离家的理想，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继续惩罚儿子的机会——他从骨子里认为我不应该离开苏州老家。“出去好啥的·”他时常瓮声瓮气地冲我说这样的话。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我一直公开嘲讽他那是落后的“农民意识”。
“你懂个屁！”对这，父亲特别愤怒。
1976年初，我离开家乡，也离开了父亲，开始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旅程。而这一走，就是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父亲和老家苏州成了我生命中时近时远的另一种关系。过去我一直以为在与父亲的争执中我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而对故乡苏州，我以为自己也不再因离别它而感到有什么失落与牵挂——我觉得我的事业和人生在走向另一个美丽的天堂……
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结论是：与父亲的争执，他是最后的胜利者，我则是甘心俯首称臣的失败者。与老家苏州的关系，更不用说，一句话：我永远是她的儿子，我的生命离不开她的怀抱。
这种质的变化，缘于父亲的离去和我对故乡的重新认识。
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出息的人。1980年我就因在军队从事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而从湘西山区的一个驻军工程兵团，直接调到北京某兵种总部，从此成了北京市民。后来也多次动员过父母搬到北京居住，可是父亲一直不答应，也不说原因，甚至有些顽固。北京多好，挨着天安门！老家的亲戚朋友都这么对我父亲说，可他“顽固不化”，“死，也要死在苏州这块地上。”他总这么说。
父亲是2004年底被发现患了绝症的。这也是我离开他30多年后第一次有十天时间天天跟他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段难忘的日子。父亲在上海某医院做化疗，我作为陪护伴着他，天天与他朝夕相处。那些天里，我们父子俩形影不离，除了不提“死亡”二字，其他什么都说——看得出，父亲极不愿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身为儿子的我总是有意找些开心的话题来逗开他的愁眉。
有一天夜晚，我躺在陪护床上，把父子之间的“积怨”给揭开了——
“爸，其实我长这么大，你对我一直够狠的。”我说。
父亲瞪大眼，瞅着我：“是吗·”
“可不是。你为了不让我离开家，不让我离开苏州，你一直用手中的小权惩罚我，让我小时候吃了不少苦……”
对我的数落，父亲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说：“你还挺记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