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知道现在你们长江村了不起啊！总资产超过20亿元了！”从苏州市政府那里我早听说了长江村现在是苏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大典型之一。
老郁笑了，说：“这得从我们发展乡镇企业那会儿说起。”说完，他朝身边的一位漂亮姑娘说：“你给何作家当翻译吧！”
其实要说长江村与我出生地也就二三十里的距离，但他的话确实有近一半我都听不懂。这是我所遇到的身边要带“翻译”的三个苏南农民干部之一，其余两人分别是吴仁宝和秦振华，但我和吴仁宝、秦振华对话时用不着“翻译”，他们的话我基本能懂，然而郁全和老村长的话实在让我难辨——这也证明了郁的老家其实也是一个“移民地”，尤其是靠近长江边的村子，许多人的祖先也非吴王后裔，他们有的是直接从海上或长江北岸闯荡到江南的。老郁说他的祖辈就属这一类移民。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在吴地苏州，像张家港人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其实可能更多地沿袭了他们祖先的非吴文化血缘。只是岁月漫长，使这些外域的流浪之人渐渐被平和温柔的吴地文化所熏陶，才使得他们的后代彻底与吴文化融合，成了地道的吴人，然而一旦有机会自我发展，他们血脉里的那种豪放和敢为的性格便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长江村的变化可谓是这种典型中的典型。
这一切都是从老村长郁全和手里开始发生的。
“我是1975年开始正式当大队长的。当时有15个生产队，1147亩地，平均每人只有4分地。4分地上闹革命，这是长江村在没有乡镇企业之前所走过的路。那时我们也提出过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和目标，叫做：‘房子两边站，面貌彻底改。腾出土地来，增产再增产。’农业学大寨呗，可学来学去，全村的人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有人说张家港是苏州的苏北，我们长江村则是‘苏州苏北的西伯利亚’。老百姓穷到什么程度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特别是那些连4分地都没有的渔民，大冬天孩子不敢上岸，因为他们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只有待在船上钻进芦苇叶编成的草被子里……1976年7月15日至8月13日，时任我们沙洲县委书记的高德正带领我们到邻居华西村吴仁宝那里学习，那个时候江阴县也是我们苏州地区的，华西村和吴仁宝就是我们苏州树起的农业先进典型。到华西村学两件事：一是吴仁宝带领群众改天换地的精神，二是通过办乡镇企业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经验。这一个月对我教育很大，我想：我们长江村如果学吴仁宝的第一条经验，我们没法干成事，因为我们只有人均4分地，4分地上再‘革命’，也恐怕只能革出个半饱的命来，所以我想学他的第二条经验——办乡镇企业。”
郁全和就是从办乡镇企业这条路将长江村带到了光明大道上。
1978年到1980年那会儿，就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忙着按手印分田到户、广东东莞一带农民冒死偷渡到香港和深圳还有人在议论圈块地搞“特区”是不是资本主义时，郁全和及他的长江村已经轰轰烈烈地学着周边的兄弟生产大队，开始了创造“半壁江山”的伟业——大办乡镇企业。
长江村与苏州其他的乡村还有些不同，最初苏州搞的乡镇企业叫“多种经营”，长江村的“多种经营”算是从实际出发，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长江边的长江村自然是靠长江吃长江。新中国成立人民公社后，长江村一直没有撤销的是一个渔业队。郁全和当生产大队长后，特别是看了吴仁宝办的作坊式小五金厂后，觉得自己生产大队搞“多种经营”的潜力比华西村大，于是他一方面加强渔业队，另一方面借渔业队积累的资本搞起胶木五金厂及造船厂，而且由于搞的是“特色”生意，有独家经营的优势。1980年，他已经把长江村的队办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他本人也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