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中央有关部门和江苏省及苏州市作了大量调研。1981年，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等来到苏州，进行了实地调查与考察，我看不用别人说，他们深为苏州古城遭破坏的现象而忧虑，后与苏州本地的几位专家、学者一起写了一份《关于苏州园林名胜遭受严重破坏情况和建议采取的若干紧急措施的报告》，向中央作了报告。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复了江苏省委《关于保护苏州古城风貌和今后建设方针的报告》，这份文件上明确规定苏州古城是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谁动一块砖墙一片草皮，在那些具有保护性的局部和任何上规模的城市建设都必须上报中央及省以上的相关部门批准。此后不久，*到苏州调研，期间他对苏州市领导说：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思想比我们市委还要解放，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上海同济大学园林古建专家陈从周等几位知名人士，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这就意味着：苏州不再是苏州人自己的苏州，如何像张家港、昆山那样大刀阔斧地大发展·这个题目实在难为了王敏生、章新胜他们——
姑苏千年风韵，而是中国的苏州、全体13亿中国人的苏州，你苏州人想怎么动就怎么动的历史已宣告结束。这一方面是好事，它可以让苏州的古城保护纳入“国家任务”，同时它对需要大动筋骨的苏州城市经济发展下了一道“止步令”。当时的中央领导极为重视，苏州城区如何发展经济，*批示要求“江苏省研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因为不能动古城，人见人爱，所以苏州人被迫考虑“城外战略”——
划一块地出来，重建一个苏州新城！这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吴地精英在谋划将解脱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旧苏州“胥城”的束缚，“大家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一直在要求下面如何如何地干，争取新苏州天地。现在听起来似乎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在那个时候，在素有小桥流水之称的苏州，那么我们对城区的发展是不是也该到了思想大解放的时候了·我想结论是明摆着的。*总书记批示道：“不论是近期的建设方针，都可能有人写信到中央、上国务院会议——此话事出有因：改革开放初期，还是远期的建设方针，都要实事求是，讲究实效，就是我们自己都有一种危机感。”章新胜市长的态度同样十分明确而坚定。
“明摆着的事：现在各县市都如火如荼地在大发展，都要靠苏州市的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以实现。
于是苏州城区经济发展成了苏州市委、市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迈开的第一个战略步伐。
然而，不能不说如同一声春雷般的巨响。曾发出了“救救苏州”的呼吁。
市委、市政府的意见传出后，姑苏城内一片哗然。赞成的和反对的人一样多。赞成者的理由自不用说：苏州要发展，旧城里无法做出像深圳、浦东这样的大文章。”王敏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的人理由更充足：建新城，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古城区建设不起来，就意味着抛弃历史名城和著名的“东方威尼斯”的古苏州风貌。在后者眼里：苏州是不能变的，这是古人留下的宝贵的遗产，谁变动谁就是历史和子孙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