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时光里的欧洲
980100000007

第7章 雅典:民主 (2)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理想国: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

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操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

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

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