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庙环境非常好，前后院有八九种树，十来种花。前院山门之后是一棵三四百年的老榆树，两人抱不过来，其侧有杨树、柳树，春天一到杨柳飘絮，榆荚漫天飞舞。前殿正面两侧各有一丛海棠，海棠花开繁盛，一场春雨，花落缤纷，正是“胭脂泪，留人醉”；右侧海棠之后，大殿之前还有一棵挺拔高耸的桑树。后院有枣、桃、松、柏。花则有迎春、榆叶梅、丁香、芍药、牡丹等，一入春则花开不断，当“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之时，桑葚也就熟了，手脚矫健的孩子爬上树，使劲儿摇晃，熟透的果实纷如雨落，孩子围着树，弯着腰，一边捡一边吃，非吃得嘴唇发紫才回家，于是少不了挨一通骂。诗云“开到荼花事了”，但入夏之后，家里盆栽的茉莉、夹竹桃、石榴、玉簪棒等也都到了花期，更是满院芳香。
庙的住持是位尼姑，当时也有六七十岁了，她只一人，没有徒弟。父亲称她为“老当家的”，我们称呼她“师爷”。我看她和老奶奶一样，很奇怪，问父亲。他回答：“没成过家（没结过婚），就是‘爷’。”每当她取房钱时，我上赶着叫“师爷”，她必慈祥地笑一笑，用皱巴巴的手摸摸我的头。
师爷每天不言不语地进进出出，在前后殿烧香击磬，有时也敲着木鱼念经，但声音很小，只有我们趴在窗户上偷窥时，才能听得见。平时她就在禅房里打坐，悄悄地往来，仿佛不存在。我见她发过一次脾气。一天在门口买菜时师爷有点挑三拣四，小贩不耐烦了：“老太太，您别这样挑了。”师爷突然停下手，火了：“老太太，老太太，眼瞎心也瞎了，你们家有这样的老太太！”小贩马上意识到错了，连连道歉：“老师傅，老当家的，我眼睛瞎了，对不起，对不起。”1952年秋，师爷圆寂了。她俗家没有亲戚，病重时，来了个比她稍年轻一些的尼姑，脸上有点麻子，说是住持的师弟。师爷的丧事与俗家没有什么区别。她的棺材停在前殿的廊下，做了三天的法事，念往生咒，放焰口，驱魔打鬼，我们看了全过程。后来庙里的住持就是她那位“麻师弟”了。
不管是“师爷”还是“麻师弟”与房客们有着很好的关系，从来没有因为房租红过脸，更不用说吵架了。她们采取的都是有就给，没有就等；“师爷”圆寂了，也没把债权留给“麻师弟”，有的租户欠的房钱也就一风吹了。
“麻师弟”没有住持多久，庙产就归公了。由房管局管，房管局接手后，那是欠一分钱也不行的。如果欠了房租，马上轰你搬家。如果你赖着不走，他们会出许多阴招、损招赶你走，院中有个小报编辑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唯有房管局的能和他们一比”。后来才知道，当时房管局招收的多是原来底层游民。
回忆起来，关帝庙就像个小公园，当时却有三件事使我讨厌，也很难忘。
1．织布厂嘈杂机器声
街坊里，占房最多的是织布厂，它雄踞两个小跨院。老板是两兄弟，都六十多岁了，长得很像，大高个，柳罐斗子（取水器）的脑袋，小平头，夏天穿一身有浅色长格的中式纺绸裤褂。老俩在后殿高台阶一站，我们小孩分不清谁是谁。每天早早洗漱完毕，老俩就站在高台阶上，等着、看着他们的工人上班。工人缓缓地从前院到后院，再往北一拐，进入小跨院，不一会儿，工人到齐，老板拉开电闸，织布机便嘎嘎响了起来，此时虫鸣鸟叫都盖了下去，只有单调的嘎嘎声，这一响就是八小时，从不间断，真是烦死了。到了“斜阳却照深深院”之时，织布机声停了，这时才发现原来真的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了。
下班时，老哥俩还是站在同一个位置目送工人出车间，从后院走到前院。工人走干净后，他们进车间巡视一番，关上跨院的大门，拉断电闸，一天便过去了。这样日复一日，院里人默默忍受着噪声。突然有一天搞“三反五反”了，俩老头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安详，不露面了，躲在后殿北侧他们住的小屋里，平时不声不响的工人，把他们从小屋掏了出来，每人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大老虎。“老虎”是“三反五反”时特殊的政治术语，指不法资本家或有问题的人，挖出了老虎就是运动的成绩。但我们小孩很奇怪，平和的老头，怎么成了“大老虎”了？他们吃人吗？后来不知他们哪去了。不久，织布厂停了，大家高兴了，再也听不到嘎嘎织布机的轰鸣了。不过此时方觉得夏末秋初像持久汽笛一样的蝉鸣和每天对着窗户唠叨不停的喜鹊、老鸹也挺招人烦的。
2．花香抵挡不住的臭味
说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听起来宛如仙境。其实，生活从非单面，院中还常常有令人喘不过气儿的臭味。
一是老赵家的做酱，赵家人口多，剩的干饽饽、硬饼子也就多，每年春末他家都要把这些剩的发霉的食物，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加盐和发酵物，装在缸里，并在夏日强光下晒，正像现在电视上某牌子酱做的广告似的“老方法就是笨，要晒足一百八十天”。在晒的时候，还要不停地搅拌，臭气冲天。而且这两缸酱就放在前殿后座的台阶上，是我们从后院到前院的必经之地。我每走到这里都是掩鼻而过。在前院与后院相接之处住的邵家是绍兴人，饮食习惯与北方人迥异，经常弄出一些怪味，让全院的街坊分享。他们炸臭豆腐，特别招人不待见，那种臭味一发出来，我们这些口没遮拦的小孩称之为“煮尿盆”。这个味儿与做酱的味儿加在一起，真是令人不可向迩。后读辛弃疾的《鹧鸪天》“掩鼻人间臭腐场，古来唯有酒偏香”，我不喝酒，不知道是否酒就能抵挡奇臭！
3．吵架
关帝庙里街坊之间相处得不错，吵架主要是老赵家的内讧。这家不说天天吵，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一星期还得动回凶器——或是切菜刀，或是顶门杠。吵架不分昼夜，“有时半夜一声吼，吓得婴孩哭一宿”，您说讨厌不讨厌？分析起来，吵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家庭结构有问题；二是家里处事原则不对。
赵家住了七八间房，家有十来口人。老头有两个妻子，是亲姐俩，共事一夫。这就是家庭结构中的天然不稳定因素。别看妻子是姐俩，她们与各自孩子之间，简直不共戴天。姐姐生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大男是电工，因为“偷电”，判了徒刑，当时正在服刑，他还有个老婆和两个孩子也住在家里；老二叫小虎子，十四五岁上中学，是与二房打架的主力，老头子骂他是“流氓、混混”，但他对街坊是有长有少，通情达理。三个女儿，老大嫁了出去，老二工作了，有了丈夫，也住在本院，老三上高小，别看是个小姑娘，也能打能闹能骂，“骂人半天不重样（重复）”。二房生了两男一女，老大十来岁上小学，二房中他是打架的主力，但身体单薄，年龄小，绝不是哥哥的对手；老二是一年级小姑娘，老三才三四岁。可见从人口结构上，二房处在劣势，绝非大房的对手，然而老头，也就是家长站在二房一边，于是双方势均力敌。这种家庭结构能不打架？
如果主事的家长有点儿公平心，一视同仁，注重亲情，或者有点儿手腕、技巧，也许矛盾不会闹得如此激烈。
老头五十来岁，在电信局工作，号称铁饭碗，解放前北平能称铁饭碗者只有三家，铁路局、邮局、电信局。老头爱好古乐，是古琴研究会的。每天他在家里摔打胶泥，自己制作埙。常常拉来一车胶土，先过筛子后过箩，筛出好泥，做成桃形，里面裹以锯末，阴干后做好音孔，再上火烧。十天半个月也烧不出一两个成品。平时老头表情仿佛别人欠他二百吊钱似的，凡人不理，大家也不敢与他说话。可是每当烧成功一个时，脸上就会绽开一丝笑容，这好像黄梅天的阳光。这时他可能会说一两句：“几千年了，我总算把它做出来了。”在住关帝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埙，是不是，埙是由他先开发出来的？现在我也不知道。
老头经济条件和修养与他的家庭施政方针真是有点儿不和谐。在他主持下，家里按着收入和对家庭的贡献吃四等饭。第一等是二闺女，理由是她有好工作，收入不低，尤其是二姐夫，是私人企业的“高管”（那时北京的私企，规模大的也就几十个雇员，所谓高管也不过就是副经理、掌柜的一类），收入二三百万（现在的二三百元。当时私企与国营比较，同样工作，收入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十），那时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了，自然要“好吃好喝好待承”了。第二等是老头与二房诸子女；三等是大房及诸子女；四等是大哥留在家中大嫂及子女，也就是老头的大儿媳及孙子孙女。老头还有个爸爸，已经卧病在床，老头根本不经心。他的饭，没有等级，哪个等级剩什么，他就吃什么。而常有剩饭的却是大儿媳妇一家，我们常常看见，大重孙子端着剩饭给老爷爷送去，街坊常感辛酸。
这种家庭结构和治家方针，使得火药遍地，不知道哪天就会有突发事件。有一天，我从赵家窗根底下过，听到屋中琴箫和鸣，甚是优雅。往窗子里一看，原来是小虎子正拉二胡，爸爸吹箫，父子合奏。老头善吹，凡有孔就能吹出旋律。儿子的琴艺也不错，赵家七八岁以上的孩子都会一两样乐器。回到屋里，我还没有坐下，忽然听到外边巨响轰鸣，然后是尖叫声、钝器声，还有桌子翻、瓷器碎的声音。我想赵家之外，还有哪家能发动如此响动的内战？待出来一看，就是赵家，老头以箫作为棍棒追打小虎子，小虎子不时地从地下捡起什么就回头向老爸投掷，老爸不时躲闪。街坊出来几个身强力壮的才把他们拉开，父子在劝架的拉扯下还在不停地对骂。我很奇怪，小虎子的妹妹跟我说，本来父子俩玩得挺高兴，不知因为什么，小虎子恼了，拿起个茶杯就向老头掷去。老头反应很快，马上用箫拨开。琴箫交锋，桌子翻了，茶壶茶碗碎了，从屋里打到屋外，那么大院子还不够他们施展拳脚，一直追逐到街上。
还有一次也是震惊全院的。那天老头与一位老友闲聊，小虎子回来了。闲聊时老头说到家中情况，老友有点倚老卖老，拍起老腔：“小虎子，不是我说你，你敢打爸爸，这就是忤逆！过去送到衙门，甭审，马上拉出去，千刀万剐。”说着自己也真的动火了，站起来用文明棍（拄杖）敲地：“新社会也不能没王法！”小虎子是顺毛驴，好言好语劝他，他还能听进去，一听老友这种没有历史感的教训，马上也火了，指着对方的鼻子：“你别猖狂，我连你一块揍！”于是老头、老友二位真的与小虎子干起来了。
不知小虎子哪里找了把菜刀，高高举起，二老一看，怕他动真格的，马上跑出屋子，老头喊：“杀人了”，老友高呼：“造反了，造反了。”街坊们也赶紧跑了出来，一看小虎子举着菜刀追，老俩围着大殿跑，一时谁也不敢上手，后来还是老傅家的儿子从侧面把菜刀抢了过来，抱住了小虎子的腰，俩老头才停下来喘口气，被街坊劝回屋子。赵家打架，上场的不只是主角，只要一开打，绝对是党同伐异，各方向着各方，都有不同程度地卷入。唯有两个人卷入不了，一是大房的老太太，她患了子宫癌，恐怕时日无多，小虎子与他爸打架多是为了他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也气他妈，骂他妈是“老白毛”。另外一个对此充耳不闻的是老头的父亲，他卧病已久，就盼一死了。
这个夏天老爷爷泻肚了，只坚持了两三天便撒手西归。解放初，旧习俗还保留着，丧事很繁杂，花费很大。如要雇门吹（在丧家门口吹曲），要有“接三”，请僧侣做法事，出殡等等。花销虽多，但只要经济条件一般的，都不能免。赵家对此是一概全免，停了一天，就把老爷子烧了。当时火葬还极稀少，老爷子自己也预先买下了寿材，存在棺材铺里。老爷子的死弄得院中议论纷纷：“大夏天的，让老爷子吃荞面韭菜猴顶灯（又叫糊饼，把和好的面摊在热铛上，上面放上韭菜馅），老爷子还不拉稀？”“把老爷子烧了，把棺材卖了，他办这个丧事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一笔。”随着老太太也走了，这办得更简单，一烧了事，连出嫁的大姐也没通知，后来大姐哭着回来，大闹了半天。她边哭诉边骂，院里老街坊也掉了泪。老头子躲在屋里一声不吭。
此后不久，街坊傅大妈与儿子生气，突然休克，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街坊们有的掐人中，有的为她盘腿，一会儿大妈长出了一口气。大家说：“好了，缓过来了。”此时发生了件怪事，大妈的声音变了，是男声，细一听是赵家老爷爷的声音。他数落儿子如何不孝，如何不是东西！口吻内容极肖，说了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事。赵家老头听说了，气得从屋里跑出来，指着傅大妈的鼻子骂自己的爸爸。围着看的人想笑又不敢笑。这场闹剧，持续了半个小时。
从小住独门独院，对于外界的事知道的很少。搬到关帝庙，让我懂了许多人间事。
我与“第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