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应该说是帮会最红火的时期。因为他们一直标榜是反清的，孙中山本人也曾加入洪门，职为红棍。这些帮会，参与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反清起义，用孙先生的话说，是“无役不从”——没有一次战役他们不跟着打的。实际上，孙中山作为受了西方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帮会的诉求是不同的。怎么把底层游民的传统诉求与知识分子的追求相融合，孙中山做不好这个事。刚刚推翻清政府时，孙先生等领导革命的人物对帮会起的作用评价过高，好像天下是帮会打下来的。应该说，清朝灭亡是极自然的事情。这个带有民族压迫色彩的皇权专制王朝到了20世纪已经千疮百孔，正在自然解体，辛亥革命只是轻轻推了一下，它便轰然倒塌。
民国政府一开始有点犒赏帮会的意思，后来又要整顿他们。有很多人评价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忘了底层人民对革命的功劳，把他们抛弃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帮会没有一点儿近代意识，就是“打天下坐天下”那一套，就像李逵那种意识似的，孙大哥对他们就像是大皇帝，他们统统做小皇帝，做将军什么的；这是连改朝换代、建立一统王朝也不能允许的。政府要想正常执政，推行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就不能不改造帮会。或者实施另外一种做法，像朱元璋，把这些人统统借各种理由铲除杀掉。当时孙中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来看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后来的袁世凯想这样做，也是力不从心，因为这些力量多在南方，而南方在他的势力影响之外。
民国间，秘密帮会大多公开化了。当时游民很多，他们又招收了很多人，以打天下的功臣自居，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民国时期政府是个弱势政府，直到1949年前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统一过。军阀割据，党阀分权，他们在不同的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于是中间出现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大多是由帮会或说黑社会来填充的。政府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已经从老百姓那儿收了税了，搜刮了不少钱财，却不能提供全部公共服务。土匪、异地的武装力量对老百姓的危害，它们不能提供保护；地痞流氓对百姓的骚扰，它们不能制止。有时黑社会却能出来承担这个职责，当然这也决不是义务白干，而是要收保护费的，肯定比税还要高。可见黑社会起的是二政府的作用。有的帮会领导人好一点，能够约束下面会众的行动。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这个人，打出名堂后，追求名声是他为人重要的特点。他出身店员，文化程度很低，特别希望跟文化人往来，以提高自己在主流社会的名望。民国时著名学者杨度、章士钊都曾被他礼遇，用他的钱。他在民国元老文人章太炎先生身上也花了好多钱，就希望太炎先生为他的家庙写个碑文。杨度对章太炎说，杜先生这个人你别看不起他，他就是《史记·游侠列传》中朱家、郭解那一类人物。后来章先生为他写了。民初总统黎元洪被迫下台后，流落上海，得到杜月笙热情款待，黎元洪为他题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的对联，把杜月笙比之于战国时大侠春申君（春申君封地在上海附近），并把他拟之于“城南韦杜，离天尺五”的贵族。
你看杜月笙那样子很老实，实际上他手面非常大，组织能力很强，据说在抗日战争中，在后方杜月笙组织的流亡老百姓的接待站，比国民党政府办得还好。他救过很多人，当然，也害过很多人。过去老说他害人的一面，现在又过分强调他救人的一面，只看一面都是不公正的。
这个例子说明了事情的复杂性，不能简单用阶级论分析。作为杜月笙本人来讲，的确个性很强，是会做人的人。他常强调为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他靠娴熟的人际关系交际遍天下，为他赢来了名声。这与现在很多戴着墨镜，穿着黑西装，打黑领带的所谓黑社会的大哥是不一样的。
我在六岁的时候，见过一个在理会的在北平的头头。这个组织在北方有很大影响力，其特点就是不喝酒，不抽烟。我父亲那会儿做买卖，不跟这种人打交道是不行的。带我到他家去过一趟，父亲叫我称他为师爷。他穿着棉袍，挺长的胡子，人很体面，家里干净清寒，缠足的老妻站在一边为客人沏茶倒水，亲热招待客人。老人面容好像当时民盟的领袖沈钧儒，你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是“一跺脚，北平四九城乱颤”的人物。他似乎就是非常普通的老秀才，对小孩和善慈祥。所以现在所谓“黑社会”一看就不是黑社会，仿佛都是电影里的人物。所谓黑社会的大哥仿佛是胡同的小玩闹似的。
1949年之后，黑社会曾经被迅速清除，可是近几十年，有组织的犯罪又开始出现，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情况呢？
王学泰：解放后，政府用行政组织手段代替民间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这种情况下黑社会消失是必然的。老百姓很支持，因为老百姓百年来一直受黑社会的欺压，受害太深。政府也是强势政府，无所不至，黑社会自然灰飞烟灭。
现今处在社会转型期间，行政力量也逐渐从民间社会中退出，民间社会也在逐渐恢复。自生社会自然是良莠并存。不能期待大自然只长好草，不长杂草；社会也是这样，关键是法制社会具有强大的矫正能力。现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的出现并不奇怪，应该用正常的法治手段去解决，见微知著，最好在其萌芽时就能发现，就能绳之以法。不是“打”——“打”这个词不是非常准确的，它是政治运动常用的动词。在正常的法制社会无论良民还是“莠民”，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应该防止人犯罪，而不是诱导人犯法（如钓鱼执法）。我们对黑社会也是这样，不是等它成气候了去打它，而是从经济上、法律上排除其犯罪的土壤和条件。
中国的黑帮
这篇是答《南都周刊》记者杨猛先生问，发表在2009年11月11日。
王学泰曾经亲历过一次“打黑”。1957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初中三年级的王学泰，到西河沿的劝业场去买《唐宋名家词选》。突然劝业场前后门都被警察封死，顾客只准进，不准出，冲进来一队警察，进行搜场，逮捕了数十名流氓犯罪分子。劝业场类似今日集贸市场，有数百家摊位，常有流氓在这里敲诈勒索，警察在周末采取突击行动集中抓捕骚扰市场的犯罪分子。年少的王学泰被困在市场1个多小时。这事给他印象非常之深。王学泰所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探讨了古代游民组织化过程和有组织犯罪的关系。
帮会的历史和“袍哥”
记者：“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近代才频繁出现在新闻、纪实作品中。中国历史上有没有“黑帮”或者“黑社会”组织，是怎么产生的？
王学泰：所谓黑社会，我觉得须具备三条：第一，做的事情为主流社会不允许，是非法的。比如靠黄赌毒生存；第二，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结构，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因此能够从事暴力犯罪或暴力威慑；第三，人员相对较多，不是一二百人就能构成一个“社会”。它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上能与政府分庭抗礼。换句话说，如果真能称得上黑社会的话，政府也不是一打就能打掉的。
“黑社会”这个概念应该是与“白社会”相对而存在的。所谓“白社会”就是正常的社会，这里的人们遵纪守法，按照通常的、为大众所认可的规则生活，这些都显露在日常生活中，为众人所知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白”。而“黑社会”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采取了非法手段，他们的许多行为特别是与获取利益相关的行为是对外保密的，有的还在互相联系的语言行为中设立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符号，如黑话（秘密语），洪门的“出手不离三”等。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诡秘——黑，再加上他们为了获取利益不择手段——心黑、手黑，这三“黑”是黑社会的本质特征。
据我所知，民国时期开始使用“黑社会”这个词。民国时期的江浙一带的青红帮，北方在理会，湖广一带的洪门，四川云贵一带的哥老会等帮会形成的势力构成了与“白社会”相对的黑社会。
我们现在常说帮会，实际上，帮和会不是一回事，两者是不同的。帮，是一种江湖组织，清代以来主要在小城镇活动，清末也扩大到上海大城市，主要成分是游民。
会，主要是指秘密会教门。 近代史上，像义和拳、小刀会、白莲教、闻香教、八卦教等，其性质都属于会。会，是地域性或者说乡土型的。比如白莲教多在山东一代活动。成员以农民为主，组织者仍以游民为多。白莲教等秘密会道门都有职业传教者，世代相传，我见过一个人家里数代都以传教为生。他们也搞气功治病、符水治病，也传教，宣扬极乐世界以吸引会众，信众之中也搞一些互助活动等。解放后，大多会道门都被列为反动组织，被取缔，如一贯道、九宫道等。
在组织结构上帮和会也有区别。会，讲究辈分，比如白莲教，是师徒之间的传授。而帮没有辈分，一入门都以哥弟相称。比如洪门、哥老会，讲究“哥不大，弟不小”，表面一律平等。但实际也有“大哥”的决定权，对兄弟的处置权绝不比父亲、师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