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人的道德品格实际上与伦理准则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会与宗教观念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消极地基本关系。他们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具备一种从传统中解脱出来的本领，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启蒙精神。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形是不存在的。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就算在特殊情况下会产生这种关系，也只是一种否定关系，在德国就是如此。如今，那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即便对教会并不存在敌视的态度，但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积极向上的本性是不会被虔诚而乏味地思念天国左右。
宗教对他们而言，就好像是一种诱导他们脱离劳动的手段。他们为何会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活动呢？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他们为什么总是对所有世俗的人生观无动于衷呢？如果他们思考过这些问题的话，应该会这样回答：“为了供养子孙后代”。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动机，传统主义者也具有这样的动机。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下，更简单更正确的回答是：连续不断的工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也许是唯一的动机，但是，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也同时表达了这种生活是多么的不合理。在现实生活中，事业才是他生存的动力，而不是因为生存才来经营事业的。
当然，仅仅依靠对财富的追求，从而获得权力和声誉的欲望也在起作用。一旦整个民族都转变为向往巨额财富的时候，这种巨额数量的浪漫对那些具有诗人气质的商人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美国就是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观念是不会吸引那些真正的领导人的，更不会吸引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们。不过，总有一部分商人喜欢倚仗世袭财产和贵族封号；他们不但会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学院、官场；还会自身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的出身。事实上，德国在资本主义下产生的暴发户正是这些颓废思想下的产物。
那些接受过文化熏陶的不断向上攀登的人，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理想的类型并没有关系。在德国也会不时地出现一些具备这类思想的杰出代表。这类企业家总是会注意避免花费一些不必要的开销，他们从不自吹自擂，从不会因为自己的权力而目中无人。他们反而会为了自己的名誉感到难为情。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常具有某种禁欲的倾向（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会进一步作详细的研究），在富兰克林的训诫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点。他们具备的品质比起富兰克林所提出的更为诚恳，更为高贵。实际上，这种情况经常见到，几乎已经形成一种惯例了。他们的财富除了为他们带来克尽职守这种不合理的感觉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好处。
对资本主义前时期的人来说，他们是那样的难以捉摸、不可理喻；那样的面目可憎，荒诞不羁。在他们看来，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然后带着财富走进坟墓。而这一切只能拥“拜金欲”来解释。
个人主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具备经济秩序独有的组织形式以及总体结构形式。在这种体制下，资本主义精神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是纯粹的适应的结果。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对赚钱这一事业献身。只有这种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才适应与这一制度；而且它对在经济斗争中求得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谋利的生活方式与任何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已经没有必要的联系了。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求助于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宗教仍然影响着经济；只是这种不恰当的干预已经没有任何威胁力了；反倒是国家制定的规章制度对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人们的观点的确被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左右着。如果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失败。然而，近代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脱离了旧有支柱时代的现象。但是，除非近代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强大力量联合起来，才能将中世纪经济准则中那些陈旧、迂腐的形式摧毁。我们暂且可以这样说，近代资本主义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也就是这样。
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考察：在什么意义上才会出现这种情形。如果把赚钱当作是每一个都必须追求的目的，或者看作是一项职业，那么，这种观念就会与那时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这一点是不需要用事例来证明的。“你们很难使上帝满意”（Deo placere vixpofest）已经与教会法规合而为一，并得到认可，直接用于评判商人的法则了。圣·托马斯就曾说过，追求财富的这种欲望是卑鄙无耻的（这种说法，还被用来指责那些不可避免的在伦理道德中完全获利的活动）。在当时他的观点被奉为真理。而且，这一教义就像福音书中记载利益那一章节一样，同样被视为真理。因此，与大多数人那种更加强烈地反对赚钱的观点相比较，这一教义反而妥协与天主教义持有的论调。但是，在意大利这样的城市，教会与这些财政势力已经建立起非常密切政治关系了。然而，不论这一教义是否真正调节了实际情况，人们的伦理道德仍旧没有被彻底征服过（例如，佛罗伦萨的安东尼就是如此）。为获利而获利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这种行为之所以被容忍，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世生活存在一些不可改变的需求。
当时那些道德家，尤其是唯名论派的道德家，把发达的资本主义事业视为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他们还想试图证明这些形式，尤其是商业形式的合理性。虽然，他们的内心存在疑惑，但是，他们还是能清楚地认识到，商人之所以勤奋是因为获得高额利润的关系，因此，这在他们眼中也是合法的，与道德平行的。但是，统治教义却把资本主义这种获利的精神视为是卑鄙无耻的，至少是不被伦理道德认可的。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当时所认为的那种伦理道德就无法让人们接受。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集团自身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只要他们始终依附于教会传统，他们的终身事业不过只是道德上毫无建树的东西，他们的事业虽然得到了认可，但是，与教会的高利贷的教义仍然存在矛盾。就这一点而言，对于拯救还是存在某种威胁的。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富人们在临终之际都会将巨额财产捐给教会，以此来弥补自己心灵上的愧疚。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将以往夺取的高额利息退还给债务人。所有这些情况，包括人们的教义倾向，以及其它倾向都遭到了否定，只有那些已经摆脱了传统束缚的商业贵族除外。但是，即使是怀疑主义者，或者对教会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这么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他们遭遇各种不幸。因为（根据以上人们所持有的观点）对于教会戒律的终生顺从，就可以保证他们起死回生。我们在这里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要么与道德无关，要么就是不道德的。
那么，这种只是在伦理上得到认可的行为，如何才能转变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那种意义上的职业呢？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加以分析吧！当时极具资本主义特征的是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货币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这种态度在伦理道德上是不被认可的，最多只能得到容忍。但是，在十八世纪宾夕法尼亚那狭小的资产阶级环境中，因为缺乏货币，商业经常被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中去了。在那里，几乎看不见任何大型企业，只能看见一些初露端倪的银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营利却被视为道德行动的本质，甚至被当作是一种责任。在那里，上层建筑中物质状况的反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对于那种明显地将获利视为一种职业，而每一个人又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说，这种职业的思想观念有什么背景呢？因为正是这种观念为新的企业家提供了正确的道德基础和理由。
大多数学者，尤其是索姆巴特，在他们那些卓有成效和富于见识的考察中，经济理念被理解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如果这种观点是用来形容劳动生产力的扩张（这种扩张通过科学指导，从而脱离了个人的自然局限），那么它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在技巧和经济组织领域中，这种理念进程无疑代表了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终生劳动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产品。想要理解这一点，只要阅读一下富兰克林记载的，有关于自己努力谋求费城繁荣就一目了然了。当一个人为很多很多人提供就业机会，而且为自己家乡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的时候，他自然就会非常自豪和喜悦。对于近代商人而言，这显然满足了他们的理想主义；相同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这种经济必须依靠严格核算，从而富有远见地追求它想要达到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基本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同时，还能够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问题的立场中演绎出来。在这种过程中，新教教派原本只能在这一范围内加以考察，也就是：新教教派形成的理性哲学的发展阶段。但是，所有贯彻这一论点的研究都表明，以这种简单的方式问题并不会有任何成效。因为，理性主义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发展是行不通的。例如，私法的理性化如果是指对法律内容的逻辑简化和重新组织，那么这种理性化在罗马法中已经达到了目前为止的最高程度。但是，这种私法的理性化，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仍然非常落后。在英国，这种状况是非常明显的。法律社团的强大力量征服了罗马法的复兴。相反，南欧天主教国家中，罗马法的复兴一直有着崇高的地位。十八世纪的世俗理性哲学并不仅仅如此，甚至也并不主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受到爱戴。就算是在今天，伏尔泰的理论依然在罗马天主教国家，被视为上层社会，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最后，如果将现实理性主义理解为有意识地，从个人利益方面来评判世界的态度，那么，这种世界观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过去，都只被那些自由自在的民族拥有。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具有这样一种心态。但是，我们已经确定了，这绝对不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天职而得以发展的土壤。事实上，我们可以完全依照不同的观点，并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这一论点经常被人们遗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将它放置在所有试图探讨理性主义论文的开头。理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一个由所有事物构成的完整的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理性思想这一特殊形态归于某种精神产品，因为对于任何一种职业，以及在这种职业中所具备的劳动观念都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从纯粹的幸福主义的个人利益来看，这种观念是非理性的。但是，它从古至今都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存在于这种观念中的、以及存在于所有职业观念中的那一种不合理因素的起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