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对待同欧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但却荒谬愚蠢的过度自大，更加不幸的是，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被强加于她的头上。这对于她的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极其可恶的事情。
任何国家在必要时是否有权通过武力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的问题在这里将不做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本书无意对所谓的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表明自己的看法，也不会记录各种观点与意见。在此只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再现和准确地剖析当时的真实情形——即鸦片战争，对于它，我想所有聪明的读者已经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并且也将有自己的结论。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真实情形在他们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他们对待此事的观点，以及这些情绪与观点怎样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继而又怎样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对外关系等，所有这些及由此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世人很好的了解和充分的认识。倘若不将鸦片战争推到画面上来，对于近代真正中国人的再生动的描述都将显得苍白无力。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先对鸦片战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无论其他许多重要原因是什么——尽管这些原因曾经导致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1842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到1860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和毁灭圆明园，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一切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两个字：鸦片。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诸多不满仅仅是借口罢了。利用这个借口，他们实现了其主要目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她变为一个倾销在印度种植的那种毒药的巨大市场，然后让她的子民去吸食这种毒药。
这个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容辩驳的。早在1842年之前，广东地方政府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曾在鸦片不论公开还是走私贩运到中国都违犯帝国法律的问题上发生过许多摩擦与冲突。后来，这种摩擦和冲突在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消后进一步升级。1840年，噢不，应当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奉谕旨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断绝当地的鸦片贸易。此时，双方的冲突被推倒了顶点。林则徐在到达广东后不久，就发现在广东的22只外国商船上所有的鸦片总价值竟然高达900万元，这是对帝国法律的公然侵犯与亵渎。根据公认的法规，所有这些鸦片连同运载它们的船只都应被全部没收。
于是林则徐立即命令外国人交出所有鸦片，为此他还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最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将鸦片交了出来，同时保证以后不再将鸦片运进中国港口。这次缴获的鸦片共有20291箱。林则徐被立即将它们投入了在海边高处挖的又大又深的池中，掺以石灰和海水进行彻底销毁，最后残渣随潮水被送出海港。当时，现场有许多官吏负责严密监视，防止任何人私自挟走任何一点鸦片。有一个想要偷偷拿走一点的中国人被当场砍掉了脑袋。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下，鸦片无疑被彻底销毁了。在这一事件中，清政府根除鸦片贸易的决心确实令人敬佩，而下令收缴走私鸦片本是其份内之事；而林则徐所扮演的仅仅是仆人的角色，他忠实彻底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就像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正义和值得赞扬的行动使得英国派遣海陆军来到了中国，迅速攻占了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舟山群岛以及古都南京。最后在刺刀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与大不列颠在南京签订了和约。合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以及军费1200万元。在这个合约中，还有一项异常重要的规定，即香港岛被无条件地割让给了英国女王。
这些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事实一直以来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想要为促使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不满而做的辩解都是徒劳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即使不为鸦片，英国人迟早也会用武力来对付中国。关于这一点，他们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860年北京被实际攻占以前，外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就从来真正停止过。在相继发生皇帝的出逃和在流亡中的病死的事件之后，清政府被迫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即承认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合法化地位。中国人说，不列颠人只有得到这一满足，才会撕下一副来势汹汹的战争的面孔，取而代之的是调和的、抚慰的语气和政策。清政府为劝导英国与之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态度作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要么立即查禁鸦片贸易，要么使之逐渐断绝。对于清政府的这些努力，明白人是心知肚明的。此外，人们还知道，英国人在对待清政府的那些请求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干脆直接拒绝。这一事实再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与极度憎恨。
以上便是当时形势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被拖了出来，来正视近代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新的、她根本不愿接受的外交关系。如果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她对于在她看来西方毫无道理的侵略的痛恨是非常自然的；她对于那些真诚地希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的误会与曲解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统治者不但对近代国际法及其具体内容不甚了解，更对支配平等独立国家间交往的准则一无所知。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懵懂无知，才使得自己的政府总是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上。他们因此总是会在那些为了争取本是合法的东西的、也应该得胜的外交斗争中失败。在他们自己和评论他们的人心里，这个事实都一样清楚明白。然而他们过于狂妄自大，从来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事实。作者曾经听清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其实无论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都不重要，因为不管遇上什么问题，我们最终都会撞上南墙。即便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总会乱了方寸，从而酿成大错，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恐怕这种悲哀的评论中所包含的道理，远比说话人本身所认识到的程度深刻得多。
下面具一个例子，虽然其本身并不太重要，但却能很好地说明那位内阁大臣的话是正确的。很久以来，在北京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无论皇帝何时外出，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关闭，严禁百姓通行。有一次，总理衙门很有礼貌地在皇帝外出前照会通知了各国驻京公使。事实上，即将关闭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的居住区，也就是说不会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任何麻烦，并且禁止通行也仅仅是持续几个小时而已。但是，除一家使团没有发表看法之外，其他所有外国使团都对清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清政府过分客套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在任何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是市政府，就算是枢密院，都不会通知外国使馆说某某街道要暂时关闭，他们可不想自找麻烦。事实上，如果有需要，他们会直接将街道封闭一整天、甚至是一个月。倘若哪个外国代表对他们的行动提出异议，他们会立刻予以得体的反驳。
如若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缺优点，而且能够认识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优缺点，然后再将前30年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一一准确地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老的传统模式在此阶段不是几乎没有改变，而事实上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无论她的臣民表面怎样，他们都绝不是一群感觉迟钝、呆头呆脑的人。然而他们实质上却既谨慎保守，又骄傲自大。他们在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突然被唤醒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被唤醒的。要重塑4亿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倘若将日本人同中国人作比较，那是没有说服力的，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两个民族本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民族很快就将自己借来的服装样式抛弃了，而另一个却始终不愿舍弃自己设计发明出来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在抛弃东方模式和汲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概仅仅摈弃了其着装方式罢了。而中国人与此相反，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在过去的多少个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缓慢地、吃力地纺织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