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泽西，截止到1743年，七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100。在法国和英国，其最高比例仅为117：100。对于这种巨大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别，我们不必那样大惊小怪，以致要把它归因于上天的不可思议的干涉。其原因并不遥远、隐晦也并不令人不可捉摸；它就在我们的近旁，就在我们周围，只要具有研究精神，人们都可以窥见。设想没有造物主的力量直接发生作用，石头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长大，这是与最自由的哲学精神相符合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们所谓的自然界所起的这种作用几乎全都要遵循固定的法则。自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原因，或许同我们所了解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都是恒定不变的。
两性之间的情欲似乎在任何时代几乎都是不变的。因而，用代数学上的术语来说，常常可以视之为一个已知量。阻碍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超过其所能生产或获取的食物数量的伟大的自然法则，是这样一种法则，即：它在我们的视域中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的知识中是这样明白，又为一切时代的经验所充分证实，以致我们片刻也不能对它有所怀疑。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过剩的各种方式，在我们看来不那么明显、规则，可是，我们虽然并不能总是预言其方法，但却能够确凿地预言其事实。如果几年间一国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过该国生产物，或获得物按比例增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断言：除非移民，不然死亡数就会迅速超过出生数，并可以断言这几年人口的增加不能表明该国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如果没有出现其他一些减少人口的原因，该国无疑就会发生周期性流行病或饥馑。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不断增加的惟一正确的标准，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是，甚至这一标准也常会发生某些细微的变动，但这种变动我们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逐渐对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的境况习以为常了。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得不到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已知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经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中国的法律使得该国的人口慢慢显现出了增长的趋势。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爆发饥馑。在其人口同生活资料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致其平均产量只够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导致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美国，现今劳动者的报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层阶级只要节俭度日，就不致陷入明显的痛苦境地。所以那里几乎不可能发生饥馑。可以想象，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报酬相应地将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数量将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按比例增加。
在欧洲，由于每一国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其居民人数与食物消费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习惯食用小麦制的上等面包，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愿意过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自然法则连续不断地发生作用，他们也许最后不得不过一些国家下层阶级那样的生活，到那时，相同数量的食物就要维持较多人口的生活。但是，为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尝试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一切人类之友也希望它归于失败。应该鼓励人口增加，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像我所描述的那样明显，则这样的增长为什么在频繁地受到鼓励的时候没有出现，就似乎有点令人费解了。其真正的原因是，推动人口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供养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
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的需求，并由此增加农村生产的产品数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那么就完全不必担心人口按比例增加了。以其他任何方式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因此在任何有自由传统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推动人口增加也许是国家的统治者和富人饶有兴趣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军费以及在国外销售的制造品的成本。但是，对于这一类尝试，尤其是当这种尝试打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招牌，因而被普通人民兴致勃勃、诚心诚意地接受的时候，贫民之友应当留心观察，全力抵制。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这么一个条款：有3个以上子女的一切劳动者，都可以为其第4、第5……个子女领取救济金，每星期各1先令。我确信这一条款完全是出于好意。我承认，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及提交国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还认为这个规定是很有益的；但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反省以后，我就确信，如果该法案的目的在于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那么这一目的决不能实现。我看不出它有助于整个国家增加生产物，倘若它趋向于增加人口而不是增加生产物质，则其必然而无法规避的结果看来就是相等的生产物质必须在较多的人口中间分配，从而一天的劳动只能换得更少的食物，贫民也就会更加困苦。
我已经谈到，在一些情况下，即使生活资料不按比例增加，人口也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但很显然，各国的食物和食物所能供养的人口之间的变化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度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其人口如果不再绝对减少，其食物就必然足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使其能一代一代生存下去。
在其他相同条件下，可以这么说，一国人口的多少由其所生产的人类食物的数量而定，而该国人民的幸福则由食物分配的宽裕与否决定，或者说，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产谷国、牧畜国、产米国的人口之比，产米国最多，产谷国其次，牧畜国又再其次。英格兰的土地不宜种稻，但都可以种马铃薯。因而亚当·斯密博士说，如果马铃薯能成为普通人民适于食用的植物性食物，又用和现在种植谷物的土地数量相等的土地种植马铃薯，英格兰就能够供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结果，在短时间内人口就会大大增加。
一国的幸福并不只是取决于其经济的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还取决于其发展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无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些新开拓的殖民地——旧国的知识和产业常常在它们那肥沃而尚未被占用的土地上发生作用——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是最接近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十分重要。大不列颠居民现在享受的食物也许和两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样充足。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苏格兰高地贫瘠而人迹罕至的土地，同佛兰德丰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样深受人口过多之苦。
假如一国从未遭遇技术更为先进的民族的侵略，而任凭其文明自然发展，则从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个单位的时候，到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百万个单位的时候，也许要经历好几百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之中或许没有一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可以说摆脱了直接或间接由食物缺乏造成的困苦。在欧洲各国，自有史以来，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这一简单抑制而未能出世，尽管其中某些国家从未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馑。
饥馑似乎是自然最后、最具破坏性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大大超过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从而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独立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役中失败了，疾病流行、瘟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攻，杀死数以万计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数量与食物数量得至平衡。
于是，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人类生活的历史细心考察过的人都必须承认：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也会相应地增加。较强的人口增殖力，受到贫困和罪恶的抑制，所以实际人口数量同生活资料数量会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