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界的这幅图景，注定是要换掉那幅甚至是在最优秀人物的头脑中依然牢不可破的、陈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图景，在这幅图景的前面，对于“什么是历史”这个老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答案，也将会成为可能了，并且我认为，这个新的答案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也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其所著的《世界历史》一书的序言中说道：“当纪念碑能够被理解的时候，可靠的成文的证据也可以被利用的时候，历史才开始。”这是一个资料搜集者与整理者的答案；很明显，它将曾经发生的事物与在一定时期对特定研究者所展现的观察范围内所发生的事物混淆起来了。马敦尼在普拉底打了败仗——假如二千年后这件事不知为何离开了历史学家的眼界，难道它便不成其为历史了吗？一件事实要想成为一件史实，必须要在书籍中记载它吗？
兰克以后最重要的史学家爱德华·迈尔说道：“历史的事物是现在有效力的、或曾经有过效力的事物……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那被历史从无数的同时代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个别过程，才成为历史事件。”这种说法是全然符合黑尔格的风格和精神的。首先，其出发点是事实，而非对于事实的偶然知识或无知，并且假如有一种必须强加于这种出发点的描述历史的方法，那便是在这几页中所介绍的方法，因为即使当我们在科学的意义上并不（而且将永远无法）认识那些事实的时候，它也让我们假定在庄严的序列中存在着头等重要的事实。我们应该学会用最综合的方法来把握未知的事物。另外，真理就精神领域来说才成其为真理，事实则仅在涉及生活时才成其为事实。历史研究，以我的术语来说便是体相的事实，是由血气决定的，由扩展到过去与未来的知人论世的才能决定的，由对人物与形势、对事变、对那种必然是和必曾有的事物的天赋的嗅觉决定的。它并不在于单纯的科学鉴定与史料知识中。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来说，科学形式的经验仅是某种附加的或从属的东西。历史研究，凭借理解与传达，辛苦地而且反复地将一刹那的启发，已经并立即向存在表明的那种事物，证明给觉醒的意识。
正由于我们浮士德式的存在的威力现在已经在我们周围划出了一个其他人与其他时间所无法得到的内心体验的范围——对我们而言，那些时间相隔极远的事件变得愈来愈有意义，并将另外的任何人、连最接近这些事件的同代人也无法理会的各种关系揭示出来，很多在多个世纪以前不成其为历史的事物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也就是变成与我们的生活相胁调的生活了。塔西陀或许“知道”有关提庇留·革拉古的革命的材料，但对于他而言，那种材料不再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说它却极富意义。
一性派的历史同穆罕默德的环境的关系，对伊斯兰信徒并无任何意义，但对我们而言它可被视为另一场景中的英国清教徒的故事。从一种已经将整个地球作为它的舞台的文明的世界观而言，到最终所有的事物都与历史有关。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历史体系，按照19世纪的理解，仅选择了那些比较明显的关系。但古代中国与墨西哥的历史，今天正在开始对我们产生更加精细、更加智慧的影响。我们正在此经历生活本身的最后必然性。我们正在从另一种生活的历程之中学习并认识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将要成为什么。生活是我们未来的伟大学校。我们这些迄今尚有历史的人，仍然在创造着历史，在历史人类的最终边界上发现历史是什么。
苏丹境内两个黑人部落之间的战争，或凯撒时代岐鲁斯克人与查提人之间的战争，或本质上一样的蚂蚁团体之间的战争，不过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一出戏剧。然而当岐鲁斯克人攻击罗马人的时候，如在公元9年，或当阿兹特克人攻击特拉斯喀兰人的时候，那便称其为历史了。这里，“何时”是应该受到相当的关注的，而且每十年，甚至或者是每一年，全都有重大关系，因为在此人们是在处理一个伟大的生活历程的进展，其中的每一决定都等同于一个转折点。这里有所有事变向前推进的一个目标、一个力图达成其宿命的存在、一种发展速度、一段固有的期限，而非西徐亚人、高卢人或加利比人的那种毫无秩序的有时繁盛有时衰败，这类繁盛、衰败的细节就似一群海狸或大草原上的羚羊群的行动细节那样无关紧要。这些是动物学上的事件，并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中有其位置，这其中，我们关心的并非个别的民族或兽群的命运，而是作为种属的“人”、“羚羊”或“蚂蚁”的命运。原始人仅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所有的史前研究全都在化为这种意义的考察。
人们对于火、石头工具以及令武器有力的机械法则的日渐熟悉，仅表示类型和潜在的可能性的发展。一个部落利用这些武器去反抗另一部落的目的，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并不重要的。石器时代与巴罗克时代，在一个种属与一种文化的各自存在中，是两个时代等级，也就是属于两种根本不同场景的两种有机体。在此，我还要对一贯败坏一切历史思想的两种假定提出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全人类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另一种则根本否认若干终极目标的存在。生活存在一个目标，那便是在其胚胎时便已经注定的任务的完成。但是个人生来便是一方面属于特殊的高级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属于人这一种类——对于他而言，无第三个存在的单位。他的命运必须是或者存在于动物学的范围内，或者存在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历史的”人，依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全部大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一种正全力向着自我完成前进的文化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并且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命运对他而言也是无关痛痒的，就好像当注意的面是天文的而非地质的时候，地球的命运是无所谓的一样。
由此能够得出一件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一件以前从没有被承认过的事实，那便是，人不但在文化诞生之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经自行完成了其最终的确定的形式时，马上再次成为无历史的，因为这种最终确定的形式预示这种文化蓬勃发展的终结和有意义的存在的最终潜力的枯竭。我们在塞特一世（公元前1300年）之后的埃及文明、在直到今天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中所见到的，正好又是原始时代的旧的动物学上的盛衰景象，虽然隐蔽着它的那些宗教的、哲学的、特别是政治的形式还是非常灵巧的。不管君临巴比伦的统治者是如同喀西特人那样野蛮好战的游牧民群，还是如同波斯人那样文雅的继承人；不管他们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在什么时候、有多长时间、以及有何成就；从巴比伦的立场来看，是毫不重要的，当然，居民的安乐生活要受到以上这样的事情的影响，但是它们并无关这一事实，因为这个世界的心灵已经熄灭，因而它的各种事件也便失去了任何深刻的意义了。在埃及建立起来的一个土著的或异族的新王朝，在中国发生的一次革命或一次征服，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皆属于景观的历史中的此类因素，有如动物界中的一种变化或一群鸟的迁徙。
在高级人类的真正历史中，所竞争的赌注与动物性的优胜劣汰的基础从来都是，甚至在驱逐者与被驱逐者完全未意识到他们的举动、目的和命数的象征意义时也是：某种本质上是精神的事物的现实化，一种观念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形式。这同样适用于艺术中的重要的风格倾向（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斗争、哲学（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斗争、政治理想（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斗争和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然而此后的历史便不具备这一切了。剩下的只有单纯争夺权力的斗争，争夺动物性利益本身的斗争。以前，权力甚至是在显然缺乏任何灵感时，也总是在设法为观念服务；在以后的文明时期，即使一种观念的最让人信服的想象，也只是纯粹动物的竞争的伪装。
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与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个追求印度思想目标的伟大运动，此目标是印度心灵所树立并寓于印度心灵之中的；后者则是一种此时已经凝固并且不再发展的思想积淀的若干新断面的连续出现。答案永远在此，尽管表达它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就汉朝以前的中国绘画与汉朝以后的中国绘画（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它）、新帝国开始以前的埃及建筑与新帝国开始以后的埃及建筑而言，情况是一致的。技术方面，也是如此。
今天中国人接受蒸汽机与电这两种西方发明，与四千年前采用青铜器与犁以及在更久远的时候采用火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宗教的敬畏心情。此两种发现，在精神上，都与中国人在周代为了他们自己取得的、并且每一次都具有中国内部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那些发现全然不同。在那个时期以前与以后，几百年的时间远不如文化期内的几十年，甚或几年那样重要，因为时间距离正在渐渐地恢复到生物学的状态。正是此种情况，让这些晚期的状况——这种种状况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差不多是众所周知的——具有那种无变化的壮观的特征，对于此种特征，真正处于文化阶段的人——像希罗多德在埃及与马可波罗的西方继承者在中国——在将它与他自己的发展速度加以对比时，觉得是非常震惊的。这便是无历史的持久不变性。
古典历史不是随同亚克兴战役与罗马和平而结束了吗？那些集中整个文化的内在意义的重要决定再也看不到了。无理性、生物学，正在取得支配的地位，并且不管一桩事件要朝什么方向发展，对于世界而言都正在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即使对于个别私人的行动而言并非如此。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全都被解决了，这些问题迟早在每一文明中都是要被解决的，因为问题已不再被视为问题，也不再被提出。但是，不久之后，人也便不再了解在早先的种种灾难中到底包含着哪些问题；凡是未被人们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事物，也便无法被别人亲身体验到。
在今后的埃及人谈到海克索人时期，或今后的中国人谈到相对应的“战国”时期的时候，他们是以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为标准来评判那些表面的图景，其中已不再有难解的事物。他们在这些事物中仅看到争权夺利的斗争，他们却没有看出，那些殊死的战争，那些对内对外战争，人们鼓动异族反对自己同族的战争，全都是出于一种观念而进行的。今天我们知道，围绕着提庇留·革拉古的谋杀与克劳狄乌斯的谋杀事件在紧张和解除紧张的可怕交替中到底发生了何种事情。在公元1700年的时候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在公元2200年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希安这个人物而言，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今后的埃及历史家除了发现他是一个“海克索人的国王”之外，再也找不到另外的内容。假如不是由于日耳曼人的到来，罗马史学家在一千年后或许会将革拉古兄弟、马略、苏拉和西塞罗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被凯撒推翻的王朝。
试比较一下提庇留·革拉古的死亡和尼禄的死亡（这时罗马得到贾尔巴举兵反叛尼禄的消息），或比较一下苏拉战胜马略党和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战胜佩斯肯尼乌斯·尼盖吧。假设后几种场合事件发展是另外一种样子，那么帝国时代的过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蒙森与爱德华·迈尔所非常仔细描绘的庞培和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与凯撒的“君主政体”之间的分别，完全未击中要害。在那个阶段，要点仅是一个宪法上的问题，尽管五十年前它会含有不同观念间的对立的意义。当温戴克斯与贾尔巴在公元68年着手去重建“共和政体”时，他们正在一种观念上投下赌注，但是这时具有真正的象征威力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唯一的问题仅是谁应当拥有明明白白的物质力量了。为凯撒头衔而进行的斗争渐渐地变成了类似黑人的斗争，而且将以日趋原始的、从而是“永恒的”形式，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进行下去。
这些居民不再具有一种心灵，因而他们无法再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充其量，他们或许在一种外国文化的历史中被当作一个对象而获得某种意义，并且不管这种关系具有怎样深刻的意义，都必然完全是从异族生活的意志中得来的。在一种古老文明的土壤上发生的所有有效的历史事变，作为事件的一个过程，都是从其他地方，而从来都不是从那块土地上的人在这个古老文明中所起的一切作用，获得它的坚实性的。于是，我们再次认为应该从两方面去考察“世界历史”的现象，即人类历史上各个伟大文化的生活历程方面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