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依照辞赋惯有的空间顺序展开，有浓厚的咏物文学特色，这些都表明她与辞赋尤其是京都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辞赋内容十分丰富，又与后代类书结下不解之缘。类书指"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类书在内容上兼综众说，博览杂取。袁枚《随园诗话》就说："古无类书，无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方师铎在《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也认为："类书是由辞赋引导出来的"，"辞赋正是类书的前身。"
辞赋、类书都有共同特性，就是注重咏物，内容上包罗万象，富于包容性。《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其中杂赋又包含许多类别，有 "杂四夷及兵赋"、"杂鼓琴剑戏赋"、"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杂禽兽六畜昆虫赋"、"杂器械草木赋"等等，这些显然属于咏物题材。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指出："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长。而这两项都可以用中国文化的即物性这一点来加以说明。"中国文学有着浓厚的"即物性"特色，古代咏物文学是文学"即物性"的典型。中土有着十分悠久的咏物文学传统。
《周易·系辞》："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则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汉字产生作了发生学意义上的思考，认识到汉字与自然物象、与绘画空间美术的密切关联。
《礼记·乐记》："凡音之表，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强调自然万物对人的情志的引发作用，"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可指音乐、舞蹈、文学等）"。陆机《文赋》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以思纷；落叶于劲秋，柔条于芳春。"诗意地探讨了自然万物与文学家的情志、与文学的密切关系。钟嵘《诗品·序》进一步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鲜明提出："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从理论上都深刻看到了自然万物对文学艺术的作用，肯定了文学艺术对自然万物的表现。
《诗经》里就有大量讴歌自然万物的作品，反映了中国早期文学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据清代学者顾栋高《毛诗类释》统计，《诗经》中有337种动植物，其中草37种，木43种，谷类24种，蔬菜38种，花果15种，药物17种。孔子认为，读《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形成古代文学对"博物"的追求喜好，"一物之不知，君子之耻"，成为古代士人积极探索求知的名言。扬之水写出一系列关于名物与古代诗文的专著，继承了古代士人对名物高度关注的优秀传统，在《古诗文名物新证后序》中说："新的名物研究，其基础依然是训诂和考据，不过它却可能、也必须站在历史、文学、考古等学科的结合部来审视文物，当然这里需要的不是捏合，而是打通，即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发现物里物外的故事，进而用'文物'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构筑起作为'事件'的细节，以丰满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局部，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点'。
在很久以后的将来，把若干的'点'连起来，或许就能够呈现一个清晰的精细的历史进程。"林凯认为扬之水的名物研究，"甚至可以说古名物，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一种中华民族的文明，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的智慧，对宇宙、对人间万事万物的理解和对美的追求，一物一世界，我们看一个物件虽小，但它能反映无穷大的世界，凝聚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在古名物的斑驳色彩中，看到往昔人物的陈迹。这也是物与人的对话和沟通，是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对话和沟通"。《尔雅》成为追求"博物"的一部古典名著，其注释、解释动植物的知识体系分为七大体系类别，即《释鸟》、《释兽》、《释草》、《释木》、《释鱼》、《释虫》、《释畜》。后代不断出现的"类书"是先民对自然知识的汇聚，成为文学取材、文学名句摘录的宝库，也成为认知、表现自然的现成知识宝库。"类书"与辞赋、与咏物文学（诗、词、文、赋等）有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
《山海经》、《楚辞招魂》、咏物诗、辞赋"赋体物而浏亮"、类书、山水文学等等，其相同处都在于咏物。我们研读《洛阳伽蓝记》，应该把这些作品联系起来阅读，可开阔视野，发现更多的阅读、思考之乐！
《洛阳伽蓝记》的辞赋、类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它以辞赋惯有的空间顺序展开叙述，杨衒之在自序中就说："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正文依照空间顺序展开：先写城内佛寺，再依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写四方佛寺。
其次，《洛阳伽蓝记》还十分注重咏物的叙写，表现在：
（1）全书写到了琳琅满目的意象，从自然意象到人文意象，包罗宏富，叙写十分生动；（2）作者要紧紧依靠写佛寺来展现元魏洛都的一切，而且"麦秀之感，黍离之悲"的抒发要依靠佛寺与宫殿建筑景观的盛衰变迁来展现，这样《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伽蓝）为中心意象来围绕佛寺写人、叙事、状物，正如自序所言："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
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这段话确定了佛寺建筑景观、王朝宫殿建筑景观的盛衰变迁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中心。二元景观：一是中土传统建筑景观，如王宫、道路河渠桥堰、城门城墙、坊里、市，这些景观壮丽完整，系统性强，等级森严，有浓厚的政治伦理意味，虽缺乏公共活动区、亲和力，但能够满足政治、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实用功能；一类是佛寺景观，意在满足僧侣信众礼拜、起居、译经诵经等物质、精神需求，这里有佛塔、殿堂、精舍、佛寺园林，还有种种佛教器物、佛教圣物圣迹，如佛像、佛画、辇、经幢、乐器、锡杖等等，佛寺作为公共生活区，相对而言，属于全民共享，可满足心灵生活需要，为宗教、艺术、民俗、交际活动等提供别一天地。
最后，卷五写宋云、惠生等西游西域天竺取经，按照游踪顺序即依照西行的时间、空间变化来展开，移步换形，吸取了纪行诗赋的叙事优长、叙事结构手法，援用了辞赋富于包罗万象、丰富乃至驳杂的特点，从而广泛写了西域与天竺的自然风光、宗教景观、异域生产、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等等。美国学者何瞻在为《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撰写《游记文学》的词条中，认为中国游记散文有四个特征，其中第三个特征是"它通常含有地理或历史的内容。例如，地形特征或历史遗迹、古人墓冢、著名寺庙、宫殿遗址等"。（详见陈才智《西方的游记散文研究》。）
这里就以《洛阳伽蓝记》中的佛教圣物、佛教圣迹为例，谈谈《洛阳伽蓝记》咏物文学的表现、文学特色以及在咏物文学史上的成就。
《洛阳伽蓝记》所咏之物十分丰富，有自然意象、人文意象；有尘世意象、宗教意象。
《洛阳伽蓝记》借咏物、记物写了丰富的都市风物与场景、民俗生活，尤其是斑斓的宗教景观，这里我们关注以前咏物文学传统中很少表现的佛教圣物、圣迹的描述。
一、《洛阳伽蓝记·序》中的咏物
在序言中，回忆了元魏洛都佛教最兴盛时的景象："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而在武定五年，元魏王朝早已灭亡，洛阳已成为废都，残破不已："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
"这里出现了大量的建筑人文意象，主要有两类建筑人文意象，即代表元魏王朝兴衰的人文意象，如灵台、阿房、木衣绨绣、土被朱紫等，指向王朝兴盛；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等，共同指向王朝的衰亡颓败。与此相对应的是佛教建筑人文意象：代表佛教兴盛的建筑人文意象有：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广殿；代表佛教衰败的有：寺观灰烬、庙塔丘墟、钟声罕闻。两类意象相得益彰，融合紧密，相互不能分开，这也似乎象征着元魏洛都时期，王朝兴则佛教兴，王朝衰败则佛教衰败，二者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切深刻地反映出元魏独特的社会风貌：即宗教气息十分浓厚，佛教几乎充当了"国教"的角色，佛教在元魏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文化作用。因此，从文学意象这一微观角度，我们似乎也可看出《洛阳伽蓝记》全书的主题是二重复合的：即把元魏王朝与元魏佛教的兴衰融合在一起，深情追忆缅怀元魏王朝与元魏佛教曾经的繁荣，哀悼元魏王朝与元魏佛教的衰亡，把教内与教外两个世界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