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洛阳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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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洛阳伽蓝记》为二重复合型叙事体(2)

二、《洛阳伽蓝记》注释的内容及其叙述功能

让我们来详细看看《洛阳伽蓝记》注释的丰富内容和多种叙述功能:

(一)传统意义的注释东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解释两寺的立寺者,都是为父亲立的寺,所以民间俗称"双女寺",解释了名称的由来。出阊阖门城外七里长分桥。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曰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为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讹语,号为张夫人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长分桥西,有千金堰。计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为名。昔都水使者陈勰所造,令备夫一千,岁恒修之。长分桥桥名有两种不同说法:1从作者解释来看,西晋时谷水湍急,建桥来分流,长分桥兼有水利工程与交通两重作用。2西晋张方征长沙王,曾驻军于此,后代讹误为"张夫人桥"。

顺带说一下,长分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又可以看作是洛都一个文学场所、文学空间,人们在此相聚分离,与文学活动就关系密切。后面解释水利工程--千金堰的命名含义:"日益千金,因以为名。"总之,这里的注释完全是为帮助读者理解洛阳的景观与空间,作者以严谨、平实的态度来注解,有地理考据的意味。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光三年二月,始还天阙。衒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作者交代宋云、惠生等代表元魏王朝出使西域、天竺取经一节的写法:以惠生《行记》为主干,以《道荣传》、宋云《家记》为补充。正如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的:"没有一个文本是初始的,独创的,任何文本都依赖于先前存在的文本和释义规范,都是对其他文本之吸收和转化。"杨氏整合三家大同小异的记录,严格按照佛经翻译"合本子注"体例,以惠生《行记》为本、为正文,用大号字排列;以《道荣传》、宋云《家记》为注释,用小号字排列。

(二)作者形象的展现,以抒情议论传达作者心声

1.永宁寺

永宁寺作为皇家佛寺、国家佛寺,其永宁佛塔高耸云天,成为元魏王朝国力与佛事鼎盛的象征。连当时的高僧大德菩提达摩也盛赞不已,"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人们登上佛塔视宫内如掌中,但朝廷禁止人们登临,作者用注释的方式说道:"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整部《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很少登场亮相,一般都是冷静客观地叙述。这里,作者登上佛塔,由衷感慨佛塔之高,对元魏王朝与佛事之鼎盛充满自豪,从而流露出对元魏的深深热爱。作者把直接写永宁寺(寺的位置、立寺者、立寺缘起、寺院建筑组成、寺的建成到毁灭、先后发生在永宁寺的朝廷变故大事--作者用标题式的叙事概括,然后再用注释的方式详细叙述事件经过)作为正文,而把自己登塔的见闻感受作为注释,既完整集中突出了佛寺景观,又真切写出自己的感受。

永宁寺附记尔朱兆叛乱:颍川王尔朱兆举兵向京师,子恭军失利,兆自雷波涉渡,擒庄帝于式乾殿。帝初以黄河奔急,谓兆未得猝济,不意兆不由舟楫,凭流而渡。是日水浅,不没马腹,故及此难。书契所记,未之有也。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作者叙述尔朱兆叛乱、擒庄帝后,用热笔来慷慨抒情议论,直抒胸臆。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的抒情》这篇名文谈到了古代几种抒情方式,其中提到有所谓的"奔迸式抒情",杨衒之的这段热烈愤慨的抒情议论就是典型的"奔迸式抒情",很能见出作者的热血男儿形象。这段议论骈文色彩浓厚,有对偶、典故、引用,沿袭了《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写法,激昂热烈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2.景林寺

附记"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文帝所立也。题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下面作者特意以注释的方式叙述:永安年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疑苗字误。国子博士李同轨曰:"魏文英才,世称三祖。公干仲宣,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误也。"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君臣漫游,百官对"苗"涵义不解,纷纷质疑,作者情不自禁站出来解释,展现自己的才华与知识渊博,结尾加上一句,"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可见作者的得意。

3.明悬尼寺

明悬尼寺的注释中写到汉阳嘉四年造阳渠石桥,而南朝士人错误地认为是晋太康元年造,杨衒之又一次直接站出来驳斥:衒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作者这段议论,用心良多:既有作为学者严谨的地理考据,要求真务实,又驳斥了南朝学者说法,恐怕还融入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南北政权对立中想要维护元魏王朝、文化的正统,所以详细分析错误原因,有些夸大错误带来的后果,"此则失之远矣,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可谓是一箭双雕,很是巧妙。这次贬斥还在魏昌尼寺注释中再次提到,念念不忘,"中朝牛马市处也。刑嵇康之所,东临石桥。此桥南北行。晋太康元年造,中朝时市南桥也。澄之等盖见此桥铭,因而以桥为太康初造也"。

4.宣忠寺

记寇祖仁对元徽恩将仇报、寇祖仁恶人有恶报的故事,作者有一段抒情议论:杨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作者在叙事之后,热烈地抒情议论,鲜明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情感,而且在议论抒情中忍不住又一次复述情节,这样作者以史家身份,站在正义立场,代当时人、读者说出心意,能够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暗地教化人。这段叙写抒情,将中国民间古老的"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思想和佛教善恶因果报应思想(文中提到"时人以为交报")结合起来,表现了元魏民间宗教思想与道德观念。

总之,作者站出来直接的抒情议论并不多,都出现在注释里,但这些抒情议论往往出现在《洛阳伽蓝记》关键处,话语分量很重,能够鲜明恺切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读起来畅快爽利,很有动人心魄的魅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汉学家川合康三著《中国的自传文学》,认为中国古代"自传并未单独成体,而是寓于其他诸种文体之中,如书的自序、诗歌、墓志铭乃至表、状之中","将中国的自传分为五个不同的系统:与众不同的我--书籍序言中的自传;希望那样的'我'--《五柳先生传》型自传;死者眼中的'我'--自撰墓志铭;诗歌中的自传和'我'是什么--自传的登场"等。川合康三的研究切合古代文学的实际,给我们不少启迪。在《洛阳伽蓝记》以上的段落中,既有鲜明的抒情议论,能够见出作者的心声,又有"自传"的成分,虽然只是一些只言片语,一些自传的残片,但我们毕竟能够看到杨衒之的形象。而且,传世文献中关于杨衒之的记录非常少,要理解作者,最可靠的就是《洛阳伽蓝记》,所以这些片言只语就如吉光片羽,值得我们珍视。

(三)详细叙事

卷一写永宁寺作为佛国净地,却有一系列的纷争、王朝变故都发生在这里。作者在正面写永宁寺的鼎盛、华丽之后,紧接着写了一系列人间纷争:建义元年,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

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叙事先用一句概括时间、人物、事件,是为"新闻标题式叙事"(这种新闻标题式的概括叙事源自于古老的《春秋》),眉目明晰,叙述简明,作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叙事,采用古代史书"编年体"方式,是为正文。

后面就以注释的方式,细致叙述事件的原委、事件的丰富细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等。以史书写法,把元魏王朝后期的社会纷扰、动荡,民心的惶惑不安都生动地再现出来,想不到在皇家佛寺、国家佛寺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大事,"永宁寺"并不安宁,写出朝廷上层的纷争,上自天子、文武大臣,下到市井平民的不幸,在佛门净地竟然见证了那么多龌龊、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