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视野开阔，既关注文人文学，也关注民间文学，从而立体展现北魏文学景观。《洛阳伽蓝记》收录了不少文学作品，从作者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上自帝王、文士，下到平民，既有天子、侯王、文人等社会中上层人物，也有僧侣、丫鬟等底层民众。从文本存在的形态看，这些作品既有书面文学作品，也有口传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一方面全方位展现了元魏汉化国策结下的硕果；另一方面，鉴于元魏文学作品今存不多，《洛阳伽蓝记》所收作品虽是吉光片羽，也值得珍视，这样有利于全面研究北朝文学。
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古代生活、理解先民。浦起龙说："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缪钺也认为："各种古书所记载的多是古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史书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代表着这一个时代的心声。"
社会学的文化分层理论由美国人类学家芮斐德（Robert Redfield）提出，文化分"大传统"与"小传统"，分别相当于精英文化、社会大众文化；台湾学者李亦园将中国文化分为"上层的士绅文化"与"下层的民间文化"，并认为二者"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大传统的上层士绅文化着重于形式的表达，习惯于优雅的言辞，趋向于哲理的思维，并且关照于社会秩序伦理关系上面；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则不善于形式的表达与哲理思维，大都以日常生活的所需为范畴而出发，因此是现实而功利、直接而质朴的。"钟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讲，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下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功能。"
我们参照社会学界对中国文化的分层理论，将《洛阳伽蓝记》收录的文学作品分为社会上层、社会底层两大类；在此基础上，再按书面、口传文学分类来谈。鉴于叙事文学已有专文论及，参见《〈洛阳伽蓝记〉中的志怪小说》，所以这里只谈及诗文、辞赋等。这里希望立足文本进行文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北朝史书、北朝墓志等进行分析，力求做到点、面结合，见树又见林。
纵观《洛阳伽蓝记》所收文学作品，有诗、文、赋、民间谚语、歌谣等。这些作品有的完整，有的只剩下片言只句。这些作品主要有：庄帝五言诗一首，《庭山赋》一篇，景宁寺收杨元慎口头创作的近乎檄文的咒辞（仪式辞）两则，谢妻与公主的五言诗各一，正觉寺收魏高祖、李彪、甄琛的谜语诗（各句为33437）各一，以及大量的民间歌谣、谚语等；实用性文章如永宁寺有祖莹的《元颢与庄帝书》、平等寺收禅文一篇、龙华寺录常景颂一篇。
一、社会上层类--诗、文、辞赋等文人文学作品
（一）社会上层的书面文学
1正觉寺（尚书令王肃）赡学多通，才辞美茂......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王肃"赡学多通，才辞美茂"，对孝文帝推行汉化国策贡献颇大。王肃在江南时有谢氏妻（是南朝著名文人谢庄之女），到洛阳后复尚陈留长公主。谢氏寻夫自南入北，与公主相逢，南北两位女性以富于民歌风味的诗来现场应答，展开文学的对话与竞赛，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学事件，展现了二人的文学才华。南北文学的交流对话与竞赛，借两个女子的诗歌对答来展现，十分有趣生动。
两首诗都富于南朝民歌风味，生活趣味浓，用精当譬喻、巧妙双关（丝：丝、思）。
谢诗"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巧用双关：丝兼指丝、思。路通"络"，指机上绕丝的部件；又暗指人生路。胜既通"滕"，指机上固定经线的部件，与"络"关合；又指女子首饰，称"华胜"、"人胜"（《释名》释首饰："华象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着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镂金箔为人胜，以贴屏风，亦戴之头。""胜"在此可指陈留长公主。缠绵兼指丝缠绵、情意缠绵。双关的运用，使全诗有了两层诗意，表面写女子纺织，里层却抒发幽怨复杂的情意。谢诗用双关、含蓄的比喻暗示，诗意缠绵悱恻，幽怨中有淡淡的指责埋怨，全然是优美多情的南朝民歌意味。诗中意象完全契合女子的生活。
而公主答诗："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答诗顺应谢诗的构思、技巧，也用南朝民歌的五言四句、双关与温婉含蓄的比喻，第2、4句也用"丝、时"。巧用双关：目兼指针眼、人眼，丝兼指丝、思，新兼指新衣、新人，故兼指旧衣、旧人。手法、句式、意象都近于前首诗，但语气、情感上却断然拒绝对方，语句干脆简明。
众所周知，唱诗与答诗，比较而言，一般答诗更难。北方公主受汉化国策的洗沐，答诗巧妙聪敏，压过谢氏。所以，南北朝两个女子的以诗应答，是南北文学的接触交流，也是南北文学的竞争交锋，表明北朝后期文学已经十分接近、并赶上南朝文学。（可参见曹道衡等著《南北朝文学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法国汉学家侯思孟认为："南朝乐府民歌，包括西曲和吴声，都是中国诗歌史上革命性的诗歌形式。它们代表着全新的东西，代表着享乐主义，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两人的诗也体现出这一魅力。两人写的是同样作为女性的情感，写的是日常生活的平易感受，诗的意象也是古代女性常用的"蚕、丝、针"等。
这两首诗在诗史上有其独特地位，是最早的"次韵、步韵"诗，唱和双方韵脚相同。《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松陵集》提要谓："依韵唱和，始于北魏王肃夫妇。"应该更准确地说"依韵唱和，始于北魏王肃谢妻发唱，陈留长公主代夫吟诵答诗"；宋人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古诗分韵"条以《洛阳伽蓝记》所载诗为次韵先例；清人赵翼认为："则六朝已有此体，以后罕有为之者，至元、白始立为格耳。"王肃与谢氏妻生有一子二女，随母来到洛阳，今存王肃子王绍的墓志、女王普贤的墓志，墓志中也涉及王肃一家先后投北的一些情况，王肃及其妻儿的故事是乱世中千千万万不幸家庭的写照。
这是乱世造成的悲剧，如果我们对时代、社会、文化等背景有所了解，则更能引发阅读的兴趣，有更深的体会，收获也会更多。蒋寅《在斯蒂芬·欧文之后，如何写唐诗史？》中肯定了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的看法。斯蒂芬·欧文强调，对中国古代诗文，要"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的知识，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象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风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植根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割断了"。
北朝女性接受了汉化洗沐之后的文学才华，我们还可从胡太后身上看到一些端倪。胡太后写了著名的《杨白花》。《梁书》："杨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婉。"《南史》："杨华本名白花，奔梁后名华，魏名将杨大眼之子也。"《杨白花》："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杨柳：偏义复词，这里指杨；闼，小门。全诗咏物，抒情合一，用比喻暗示，有字面、里层两层诗意。抒情缠绵婉转，有浓厚的民歌色彩和南朝诗特色：以叙事诗为外在框架--阳春杨树开花，飘荡落南家，太后落泪并期盼杨花入窠；有简单的情节故事，有太后人物形象，有花鸟譬喻，所以有叙事诗的真切平实，亲切可感；又以抒情立心--中心在抒发太后情意，归根结底还是一首优美凄婉的抒情诗；押韵上也很巧妙高超：花、闼、家为a韵--力、臆、子、里为i韵，声韵与情韵都从外向、舒畅到凄楚、急切，可谓声情并茂。全诗一气呵成，优美动人，体现了南朝民歌的风格。
我们再从墓志来看北朝女性的修养与才情。北齐《李祖牧妻宋灵媛墓志》，写志主宋灵媛："夫人远禀庆灵，近锺世德。芬芳袭物，光彩映人。纵使朝霞暮雨，比方南国，莲灼苕华，弗能加美。兼以窥案图史，规模保傅，六行四德，不肃而成。织纴绮绘之巧，组络之妙，自擅婉娩之功，无愧葛覃之旨。卒能牢笼众媛，仪范庶姜，秦晋匹也，钦我令淑。良人言求，宋子乃疲十驾，夫人爰适华庭，卒登百两。及结缡成礼，齐眉展敬，闱壶之内，风教穆如，上下悌恭，中外彞序，共沐仁恩，俱仰慈则。房中牖下之奠，苹藻荇菜之虔，肃展清祠，祗奉赞裸。至于比兴鹦鹉，缘情芍药，皆能掩映左嫔，吞含蔡琰。故柔闲用显，贞顺克修，初为梁鸿之妻，终成文伯之母。"
从史书记载来看北朝宫廷对文学的喜爱。《北史·文苑传·序》载："（北齐后主高纬）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文林馆的设立是南北朝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书"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可见齐后主对文学之热衷，其实南北朝人都十分喜爱文学，文学氛围相当浓厚。《北史·齐后主冯淑妃传》载，冯淑妃原为丫鬟，"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体现了南朝民歌的情调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