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国里的祖国情
季羡林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时写道："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补。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卷五宋云、惠生西行记里，作者更是将宗教情意与对祖国的深爱、思念之情融为一体："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惠生一行代表太后、王朝出使西域、天竺，前往取经，曹虹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通过求法路线，自觉向西方传播的明确记录"。
出发时"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沿途供奉。
在乌场国：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闻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宋云与乌场国国王的对话，表现了对祖国的挚爱及民族的自尊自信，以中国文化里有儒道、蓬莱仙人、占卜治病方术等等，来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丰富，尽显文化上的自信。虽为佛门中人，但传播的却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见于经记。山谷和暖，草木冬青。当时太簇御辰，温风己扇，鸟鸣春树，蝶舞花丛。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旧疹，缠绵经月。得婆罗门咒，然后平善。
善持山风光优美，宋云触景生情，引发故国之思，情景交融，极富感染力。雀离浮图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圆，高二丈，甚有神变，能与世人表吉凶。以指触之，若吉者，金铃鸣应；若凶者，假令人摇撼，亦不肯鸣。惠生既在远国，恐不吉反，遂礼神塔，乞求一验。于是以指触之，铃即鸣应。得此验，用慰私心。后果得吉反。这里把写佛教圣物的灵异神奇与对祖国的爱完全融合在一起，既有对佛教崇高神异的崇敬，又有热爱故乡和祖国的情意，二者交织在一起，深厚、感人。此写惠生微妙真切的心理活动，细腻传神。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
所以，即使写纯粹的宗教取经、朝圣活动，也不缺乏对祖国的赞美、思念。
以上对作品文本的分析为直接论证，证实《洛阳伽蓝记》的主题是二重复合型的，即把对佛事与元魏王朝命运的关注集于一身，作者一笔兼写佛国、人间两端，把佛国、人间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魏书》在正史中开天辟地撰写《释老志》。《释老志》是一篇北魏佛教兴衰史，开了官修"正史"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先河，《魏书·释老志》正是把握住了元魏历史的发展潮流与元魏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贡献。后代继承《魏书》在正史中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有《隋书·经籍志》四专记道经、佛经，明初官修《元史》专立类传《释老传》。
清人王昶论北朝造像："尝推其故，盖自典午之初，中原板荡，继分十六国，沿及南北朝，魏、齐、周、隋以迨唐初，稍有平定，旋经天宝安史之乱，干戈扰攘。民生其间，荡析离居，迄无宁宇，几有尚寐无讹、不如无生之叹。而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上升兜率天宫之说诱之，故愚夫愚妇率造像，以冀佛祐，百余年来，浸成风俗。......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其余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伤乱离而想太平，迫于不得已，而不暇计其妄诞者。仁人君子阅此，所当侧然念之，不应遽为斥詈也。"王昶的陈述充满了陈寅恪所说的"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值得重视。
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有《南北朝佛教的国教化及其社会根源》一文。文中先详细梳理了南北朝皇后、王子、帝王信佛的盛况，认为："南北朝是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时代。南北朝的佛教，通过了特殊的途径而同归于国教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为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反映。"梁武帝在《敕舍道事佛》（见《全梁文》四）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侯外庐等说："按此一文献，发于武帝天监三年（504），在中世纪思想史上，实与汉武帝罢黜百家及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有相同的意义。"而南朝也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文化景观，郭祖深言"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
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在《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认为，北魏王朝"力求突破种族血缘主义的阻碍，建立一个更具公共性的国家，这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目的及意义所在。......古代中国社会通过对隐含在共同体内的阶级支配即破坏共同体因素的克服而不断获得新生，这就说明中国社会正是这一公共世界的体现。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人与人的精神结合，这是社会前进的保障和动力，因此解决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危机状况的，只有是在共同体中体现的与他人共生共存的伦理精神，这正是中国文明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巨大意义"。在元魏致力于建立公共性国家过程中，汉化与奉佛同为元魏之国策，佛教在建立公共性国家，人心的整合、凝聚与沟通，文化交流与建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洛阳伽蓝记》正生动记录了元魏在奉行汉化与奉佛国策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洛阳伽蓝记》的二重复合主题正深刻契合了元魏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洛阳伽蓝记》之可贵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