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在著名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时期，社会充满动荡，人生充满痛苦与冲突，而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却大放异彩！
东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古典散文名著，它以北魏都城洛阳的佛寺为线索，把叙事、写人、状物融合在一起，关注北魏的王朝与佛寺盛衰，始终流露出浓厚的黍离之悲、麦秀之感，《洛阳伽蓝记》叙写清丽优美，抒情议论灵活多样、含蓄深沉。
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做人、研究学问、写作诗文都是很平实和深刻细腻的，他特别善于细致观察思考，用细腻生动的笔墨表达出来，善于知人论世。他很喜爱《洛阳伽蓝记》，曾说："后来得见《洛阳伽蓝记》，记诸寺的繁华壮丽，令我神往；又得见《水经注》，所记奇山异水，或令我惊心动魄，或让我游目骋怀。"他写出了与《洛阳伽蓝记》十分神似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
朱自清读人生、社会就像他读书一样，深入细致，十分妥帖周全，我们就来看看他为好友孙福熙《山野掇拾》写的序：世界上原有两种人：一种是大刀阔斧的人，一种是细针密线的人。前一种人真是一把"刀"，一把斩乱麻的快刀！什么纠纷，什么葛藤，到了他手里，都是一刀两断！--正眼也不去瞧，不用说靠他理纷解结了！他行事只看准几条大干，其余的万千枝叶，都一扫个精光；所谓"擒贼必擒王"，也所谓的以不了了之！"若容我用中国画来比，我将说前者是'泼笔'，后者是'工笔'。"孙福熙则是细针密线的人（按：其实朱自清更是细针密线的人），这种人"凡事要问底细......他们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他们所以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
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乃是他们独得的秘密！总之，他们对于怎样微渺的事物，都觉吃惊；......孙先生收藏的本领真好！他收藏着怎样多的虽微末却珍异的材料，就如慈母收藏果饵一样；偶然拈出一两件来，令人惊异他的富有！其实东西本不稀奇，经他一收拾，便觉不凡了。他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写，使你于平常身历之境，也会有惊异之感。他的选择的工夫又高明；那分析的描写与精彩的对话，足以显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所以他的书既富于自己的个性一面，也富于他人的个性，无怪乎他自己也会觉得他的富有了。
他的分析的描写含有论理的美，就是精严与圆密；......总之，我们读这本书，往往能由几个字或一句话里，窥见事的全部，人的全性；......他是个含忍与自制的人，是个中和的（Moderate）人。朱自清这些话真像是专为杨衒之及其《洛阳伽蓝记》说的一样。杨衒之有丰富的情韵，富于人文关怀，对佛教有很深的造诣与理解，又关注元魏王朝命运，关注芸芸众生，其内心世界细腻、深厚、博大，又有一手能够打动人的文笔，他的生平事迹史书上少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细读《洛阳伽蓝记》去理会其人，文中能够见其人，孟子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看法，"尚（上）友古人"，就是与古人交友，在文中与古人对话。反复细读《洛阳伽蓝记》，我们觉得杨衒之的为人、思想情趣与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孙福熙很是接近，很有几分"神似"。
众所周知，抒情议论的方式主要有直接、间接两种，在叙述体散文中，它不光牵涉抒情议论的方式方法，还广泛涉及作者的立意、作品的主旨与风格、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等等，一般而言：直接的抒情议论使作品主题鲜明、作家思想情感显明、作品富于主观色彩与鲜明的个性风格，但在叙述体散文中，过多的直接抒发会影响到叙事、写人、状物的客观呈现，会对读者的积极审美想象回味活动造成一定的障碍；间接的抒情议论使作家的情意抒发、作品主题的揭示与风格会更含蓄自然，给读者的审美想象、回味的空间更大，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更密切自然，间接抒发的局限是主题不够鲜明、作品风格不够突出、读者的接受理解会因人而异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把直接、间接抒发结合起来，既鲜明又含蓄自然，《洛阳伽蓝记》正是这样。
一、直接吐露心声
《洛阳伽蓝记》全书直接吐露心声相对比较少，但话的分量往往很重，能十分鲜明地表达作者的情意，话语爽快锋利，能够直透人心，就像朱自清说的，"是大刀阔斧的人......真是一把'刀'，一把斩乱麻的快刀！什么纠纷，什么葛藤，到了他手里，都是一刀两断！--正眼也不去瞧，不用说靠他理纷解结了！他行事只看准几条大干，其余的万千枝叶，都一扫个精光；所谓'擒贼必擒王'，也所谓'以不了了之'"。
卷一历叙北魏后期发生在国寺--永宁寺的种种变故，这些变故代表元魏王朝已开始衰败，社会动荡不已。写叛臣尔朱兆叛乱，竟然带着乱军顺利渡过黄河，"是日水浅，不没马腹，故及此难。书契所记，未之有也"。擒得魏庄帝，从而弑帝。对此，"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
作者以史家史论方式直抒胸臆，强烈谴责尔朱兆的"阻兵安忍，贼害君亲"，对魏庄帝充满同情，对古老《周易》的"天道祸淫，鬼神福谦"说法表示强烈的怀疑，态度十分鲜明剀切，爱憎跃然纸上。后面紧接着就写魏庄帝被害的经过，"锁帝于寺门楼上。时十二月，帝患寒，随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囚帝还晋阳，缢于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作者以纪实的笔法真切再现了历史上的那一幕，引用魏庄帝的绝笔之作--一首血泪凝成的文字，直接抒情"莫不悲恸"，"悉皆掩涕"，感人至深。
卷四写宣忠寺，详细叙述了元徽与寇祖仁的故事，像一篇曲折精彩的小说。写在尔朱兆之乱中，城阳王元徽落难，投靠曾施恩的寇祖仁，寇却忘恩负义，出卖元徽，最终恶人得恶报。文尾杨衒之议论道："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鲜明鞭挞寇氏的恩将仇报，揭露指斥小人的劣根性、人性之险恶。如果说永宁寺议论涉及杨衒之的政治立场上的大是大非，那么这里就涉及为人处世的品行，一样都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
卷五记宋云、惠生、道荣等代表元魏出使西域、天竺。写宋云来到乌场国，乌场国王城西南有善持山，宋云见这里"甘泉美果......山谷和暖，草木冬青......温风己扇，鸟鸣春树，蝶舞花丛。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旧疹，缠绵经月，得婆罗门咒，然后平善"。
写异国他乡春光之美，触动引发宋云的故国之思、乡土之恋，以乐景写哀情，读来朴素动人，借写景状物来抒情。可与晋法显《佛国记》中一段名文相媲美。法显离开祖国多年，在"师子国"无畏山佛寺处，见到"一青玉像，高一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已，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一把祖国的绢扇引来了绵绵的故国情思。
其余的直接抒情议论还有：
卷一写杨衒之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永宁寺佛塔，"下临云雨，信哉不虚"！写出亲自登临的自豪与兴奋，亲自见证了北魏王朝与佛教的共同兴盛，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卷二写明悬尼寺附近有阳渠石桥，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对此桥的记载有误，杨衒之辨正后议论道："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探明致错的原因，严正讲明"误我后学"的危害，这里既有维护北魏文化正统的苦心，也有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在内，如果我们结合《洛阳伽蓝记·序》和后面还要谈到的赵逸话语来看，可以知道，杨衒之追求务实是一贯的。
从以上直接抒情议论，可以看出作者的爱憎非常分明，富于情感和理性精神。台湾著名的散文作家、古典文学学者林文月把此类抒情称为"热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