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朝廷将川西地区所产马茶分为南路和西路边茶，南路茶主要由今雅安、汉源经康定输往藏区，西路茶主要由今都江堰市经汶川输往川西北。从唐末至民国近千年间，今汶川县治地威州一直为西山茶道、西路茶道上重要的茶马贸易中转重镇。至今汶川境内仍保存着当年茶马古道的部分干道、支干道、支道、小道等道路遗迹(如飞沙关栈道、克枯栈道、龙溪古道、小西路古道等)和州、县、关、堡城垣等遗址(如威州古城、绵虒古城、通鹤城、雁门关、霸州古城等)。由于历史上大量茶叶等物资主要从今都江堰经汶川转运至川西北并远销各地，汶川作为此条历史上茶马贸易主干道的总干道段和重要中转地，汶川人民承担了从灌县至汶川巨大的货物运输量，而主要运输工作由汶川羌族民众承担，因人口总量较少，吃苦耐劳的汶川羌族妇女亦承担了半数以上的运输任务。
五、世代忠贞的土司楷模
在我国历史上，自元朝开始正式在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任用当地部落首领、军事将领世袭担任掌管领地内一切行政、军事权力的土司。因土司权力在领地内高度集中，从而形成了若干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各地土司出于政治野心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对朝廷时而臣服时而反叛，或不听朝命相互攻伐夺取土地人民的事件屡见不鲜，世代忠于朝廷、始终与朝廷保持一致的土司极为少见。而汶川历史上的藏族土司瓦寺土司，自明代受封以来直至民国，一直忠于朝廷，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不惜抛洒热血、功勋卓著，堪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爱国土司的楷模。故民国汶川县令祝世德专门为瓦寺土司著《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以表彰其功绩。民国元老于右任至汶川踏访石纽山时闻其事迹，曾专门会见末代瓦寺土司母子，并为其题写"世代忠贞"匾额。
汶川瓦寺宣慰司旧治在今汶川县绵虒镇涂禹山，辖境包括今汶川西南部岷江以西地区，境内居民包括藏、羌、汉等民族，为历史上川西北嘉绒地区和羌族地区最大的土司。据《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记载，瓦寺土司先世雍中罗洛思于明正统六年(1441)由西藏奉调至岷江上游平乱，因功赐诏留住汶川涂禹山，受封瓦寺宣慰司。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攻打成都的农民军张献忠部，土司曲翊伸归附清军，受封瓦寺安抚司。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土司桑郎温恺奉命入西藏，参与平定今新疆境内准噶尔部进攻西藏的叛乱，因功加封宣慰司衔。清乾隆十七年(1752)和三十六年(1771)，土司桑郎雍中奉调从征平定今理县杂谷土司苍旺及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因功赏戴花翎。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瓦寺土司奉命遣千总刘正祥、都司王保率辖内今三江乡的藏羌土兵，赴青海随清军大将军福康安入后藏御敌，刘正祥等将士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王保以大功授松潘参将、赐三品顶戴。道光二十一年(1841)，瓦寺土司奉诏遣守备哈克里、土舍索文茂率辖内藏羌土兵数百人，远赴宁波参加抗英战斗，哈克里壮烈殉国、索文茂因功赏戴花翎并加功一级。1911年辛亥"保路运动"中，土司索季皋举兵响应同志军，帅麾下藏羌士兵参加攻占汶川县城绵虒、阻击松潘南下驰援成都的巡防军战斗，后又率兵赴成都参加攻打灌县、郫县、温江、崇宁等县城的战斗，累立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掌握当时瓦寺土司实际权力的末代土司的母亲赵正严(赵世雅)，率18岁的末代土司索国光积极迎接解放并投身革命建设中，为汶川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尤其是在宁波抗英战斗中，瓦寺士兵英勇顽强，谱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据鸦片战争有关史料及《汶川县志》、《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记载，在攻打宁波威远城的战斗中，哈克里率所部瓦寺藏羌士兵300余人，随总兵段永福带领的四川官兵、屯兵及河北勇壮大队抵西门后，见城边火起且闻枪炮喊杀之声，遂冒着威远炮台上英军的大炮轰击，发挥土司兵善于攀登的长处，抢先奋勇爬城攻入威远城中，英军抵挡不住屯兵的勇猛进攻而准备弃城逃跑，只因遭受停泊在金鸡山下江中的英军军舰的猛烈轰击，导致土司兵伤亡较大，哈克里才被迫撤退。继后，哈克里、索文茂率部随将军朱贵部共700余人守卫慈溪城西门外的大宝山，英军近2000人分三路乘武装轮船、小舢板由江上登陆进攻，清军弹尽，哈克里拔刀与英军肉搏拼杀、身中数弹，与朱贵父子等将士壮烈殉国。而索文茂率部下藏羌士兵以火铳轰击进攻英军，弹尽后将英军引入湖沼中，击杀英军百余人，索文茂因功受到朝廷嘉奖。战后，宁波父老为英勇殉国的朱贵父子、哈克里、大金川土千总阿木穰等将士立祠、塑像祭祀，即今宁波"高节祠"(朱贵祠)；因阵亡的瓦寺将士遗体无法运回原籍，遂将发辫剪下带回家乡埋葬，即今汶川三江乡"辫子坟"。
瓦寺土司世代忠于朝廷、保家卫国的历史，是一部真实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对于今天在西部民族地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统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大力宣传。
六、红军长征重要的战略转折地
在红军长征史上，中共中央自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二大主力懋功会师，曾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以集中红军主力建立包括成都在内的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主要战略目标，而放弃这一目标的战略转折地即在汶川，中国革命史也由此改写了篇章。
据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记载，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苏区根据地"。会后，红军总司令部在1935年1月20日制定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明确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争取四川赤化。"1月22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红四方面军于1月下旬发动"广(元)昭(化)战役"，经过一段时期准备后于3月底在徐向前指挥下成功渡过嘉陵江，张国焘于四月下旬在江油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西进迎接中央、占领岷江上游地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方针并制定了《松(潘)理(番)茂(县)计划》。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要求中央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5月1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实施《松理茂计划》。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会议"上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向四方面军靠拢。5月15日，红四方面军突破川军土门封锁线，并于当晚占领茂县城。16日，红九军27师先头部队沿岷江追歼溃敌，进占汶川县孔山、草坡、索桥、萝卜寨一带。茂县占领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克服一切困难！百倍坚决奋斗！争取更大胜利！》一文中指出占领茂县的意义："造成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赤化全西北"的局面，"开展了松理茂赤区好居高临下，长驱直取成都、重庆，要打哪里就打哪里；"可"席卷川西，以完成赤化全四川的事业"。
红军占领茂县后，国民党川军28军第5师以25团2个营兵力加临时收集的近600名溃兵在雁门关一带布防，不久又得川军李家钰部1个营增援。5月23日，红九军27师开始攻打雁门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临今雁门乡索桥村川主庙指挥，于5月29日攻克雁门关并歼敌1000余人，身受重伤的敌25团团长仅率残部40余人逃往灌县。红27师连夜进占川西北重镇威州，并派77团、78团追赶残敌至板桥关，在板桥关为川军李家钰部新6师所阻。5月30日、31日，红九军接连占领理番县城(今理县薛城)和杂谷脑。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6月3日、5日，红九军相继占领懋功县(今小金县)猛固、两河口。为掩护红一、红四方面军二大主力会师行动暨实施南攻成都战略，红四方面军30军89师于6月5-6日发动了板桥关战役，李家钰部新6师两个团大部被歼，接着红军进占汶川县境岷江以西地区，形成直逼成都态势，李家钰受到蒋介石和刘湘斥责，新6师师长敖向荣被撤职，第4团团长龚彬被枪毙。此后，李家钰亲率所部大军沿板桥关至映秀白岩一线修筑碉堡、战壕进行死守，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岷江两岸形成对峙状态，直至8月中旬撤出汶川西经理番北上。在此期间，红军在汶川积极建立了汶川县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区、10个乡、41个村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军队多次激战，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和遗物。
在红四方面军进占汶川县境岷江西岸地区、形成南攻成都态势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6月8日向各军团发出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红四方面军直接汇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到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汇合。......与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北建立大块的苏区。......以最坚强的意志为实现创造川西北新苏区与赤化全川的伟大任务而奋斗。"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夹金山下会师后，红军总政治部在13日下达各军团的《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中仍指出："两大主力的汇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川西北，以致全四川。"红军两大主力汇合，蒋介石急忙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调集部署200余团进行围堵，欲聚歼红军。
红一、红四方面军汇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由汶川向成都方向的进攻在板桥关至映秀一线受阻使得南下成都已不可能，而川军在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防线后重新在北川一线布置了围堵防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军亦占据了松潘及其以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又尾随于后，川西北岷江上游和大小金川流域因易受围困、人口稀少、给养困难而不宜长期建立根据地，青海草原与西康又难以成为红军后退的依托，于是中央在16日上午《中央及中央野战军为一、四方面军汇合复电四方面军》电文中才决定放弃原来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集中主力攻打松潘夺取北上道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6月28日，中央在两河口"懋功会议"上最终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改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红军从此开始继续北上的重大战略转变。
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放弃遵义会议以来一直坚持的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战略的原因，其根源就在于原定向南占领成都建立川西北苏区的计划受阻，而岷江上游及大小金川流域又不足以支撑建立长期的革命根据地，不利于发展壮大革命事业，因而中央在红军两大主力汇合后不得已做出了放弃建立川西北苏区既定战略继续北上的重大战略决定。倘若红军在汶川突破了国民党川军的岷江东岸防线，成都无险可守而被红军攻占。红军进占成都后，在国民党各路大军的围剿之下，其结果殊难预料。红军在板桥关-映秀一线与国民党川军形成对峙，虽然使南攻成都的战略计划受阻，但反过来却使中央和红军得以抓住国民党军队合围之势尚未完成的时机继续北上，红军长征从此走向胜利。汶川也因此成为导致红军长征途中放弃建立川西北苏区既定战略、实行继续北上战略的重大战略转折地。
由上述汶川历史文化六大亮点可见，汶川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其对四川、对全国皆有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贡献。因此，汶川的历史文化堪称光辉灿烂，值得人们永远铭记。汶川既是大禹故里暨大禹治水会盟誓师地，又是当代"5·12"抗震救灾的始发地，汶川成为我国历史上古今二次凝聚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特大自然灾害的肇始地，笔者将之总结为"治水抗震，古今汶川"，即古今最具影响的凝聚中华民族、彰显民族精神的治水、抗震二次特大事件皆始于汶川，因而汶川堪称是我国彰显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地。汶川在体现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上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无可替代，应作为彰显中华民族战胜特大自然灾害不屈民族精神的标志性纪念地加以建设。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