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东坡应话旧，但说海山千万秀。道庠问讯今何如，自笑侬还空鹤瘦。
我不愧天欺日月，何须更扣杯玫说。玉局洞天云绕椽，鱼竿远信烦公传。
此诗附有短简称："庠拜手顿首启：伏蒙学士九丈再赐诗章，庠僭率继和，尚觊采览。庠再拜。"这是王庠在得到黄庭坚再次赠诗以后的继和之作，所以立意的重点放在了黄庭坚身上。所谓"涪翁万里离鬼门，竹枝莫恼白使君"，指黄庭坚将出三峡赴广西；"邂逅东坡应话旧，但说海山千万秀。道庠问讯今何如，自笑侬还空鹤瘦"四句，希望黄庭坚有朝一日能见到苏轼，转达他的问候，并告以自己的近况。说明他既同情黄庭坚的一贬再贬遭遇，也时常牵挂着命运多舛的苏轼。
三、王庠的立身行事之道
王庠虽然终身未仕，但他的品行及行事风格，得到了上至朝廷，下至乡闾，近至亲戚，远至师友的一致肯定，这是他与苏轼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苏轼对他颇为重视的重要原因。王庠是苏门成员中很特殊的一位。其特殊性在于，二人终生未见一面，他们的相互了解和往来，都是通过书信的形式完成的。但王庠仍然符合作为苏门成员的基本条件，不仅因为苏轼曾经在与黄庭坚的通信中明确表示过将王庠"收为吾党"，还因为苏轼与王庠的交往基础与内容，均以文学活动为载体，跟苏门人士作为文人集团的活动内容与活动形式完全吻合。当然，王庠的为人得到苏轼的充分认可，也是二人建立交情及确定交往质量的重要前提。
本来，王庠的母亲与向太后的亲戚关系，是王庠可以利用为入仕之阶的绝好资源，他的弟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而得到了想要的荣华富贵。但他对此似乎毫无兴趣，即使是朝廷屡次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也被他要么婉拒，要么避让加以推辞，丝毫不愿沾上皇亲国戚的光。
从种种迹象看，王庠对科举考试是十分重视的。《宋史》本传载王庠与其弟王序之言："父以直道见挤，母抚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赠复父官，乃许归葬，相与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遗志也，吾有志焉。"于是，闭户发奋读书数年，甚至不惜千里寻师求学。他与苏轼、黄庭坚的书信往来中，谈论的主要话题都是治学为文之道，可知王庠对此的认真与重视程度。他特别发奋和重视的原因，除了当时士人普遍的科举求仕的人生出路选择外，还有其父亲的冤情和母亲的嘱托，希望他们兄弟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父亲获赠了官职，恢复了名誉，才能归葬其柩。元祐年间，乡人吕陶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荐王庠，他却以一个叫宋邦杰的士子学成没有人推举为由，提出让此人先就此荐，自己以后另寻机会。无疑，这是非常高尚的让贤之举，特别是这种机会对于负有特殊使命的王庠而言。举荐人吕陶知道这个情况后，对王庠更加敬重。然而，哲宗绍圣时，停罢制科考试，王庠来年再考的打算就完全落空了。
崇宁元年(1102)，王庠参加了"能书"的考试，可能因为他上书言事惹恼当权者，也可能由于他与苏轼等人的关系过于密切，考试无果而终。这次经历，似乎对王庠打击甚大，因为此后他再没有主动参加过朝廷的各类考试，即使被动地得到举荐，他也以各种理由予以回绝。如大观四年(1110)，改行三舍法，他被本州推举应诏。王庠以老母年高，不愿出仕拒绝了。南宋孝宗绍兴初，他被本州以"八行"卓异推举到朝廷，通过官方的考核程序，评定为天下第一，得到了旌表其门的褒奖，朝廷授予其潼川府教授的官职，但他依然"力辞不受"。苏轼称王庠"文行皆超然"，黄庭坚称王庠"行己有耻，不妄取与"，从王庠参加科举考试的漫长而曲折的经历，可以印证二人对他的评价不虚。
在求仕的道路上，王庠坚持不走自己不能接受的"捷径"，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会获得成功，实现父母的期待和遗愿。尽管《宋史》本传说他"七岁能属文"，从小就有文学天赋，并且发奋读书求学数年，又得到苏轼、黄庭坚等文坛名流的指点，诗文创作均达到较高水平，但终其一生，他并不能如愿以偿，最终仍然是布衣的身份。中间除了元祐、绍圣、元符、崇宁、大观年间的朝局变幻莫测，朋党斗争日益剧烈，对王庠因与所谓"旧党"人士亲近而受到不利仕途发展的影响之外，他坚持自己的立身行事准则，不苟且于名利，不与势利之徒为伍，这也是其在北宋后期朝政越来越腐败的背景下难以得志的重要客观原因。
关于王庠的为人品格，与他交往甚多的黄庭坚有比较全面的评价。黄庭坚《书王周彦东坡贴》云：
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若以篆文说之，大字如李斯《峄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当先生之弃海滨，其平生交游多讳之矣，而周彦万里致医药，以文字乞品目，此岂流俗人炙手求热、救溺取名者耶？盖见其内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粗者也。周彦敦厚好学，行其所闻，求其所愿，得意于寂寞之乡，遨游于无臭味之处，他日吾将友之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乙酉书。
由这则题跋，我们得知作为"能书"的王庠，对苏轼书体多所留意，专门收藏了东坡字帖，其书法也应该受到了苏轼的影响。黄庭坚在题跋中由论书切入，不仅高度评价了苏轼的道义文章，充分赞扬王庠在苏轼遭贬时不计风险得失与之交往，而且对王庠为人的超凡脱俗、安贫乐道风范，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充分赞美，并将其视为自己最值得交往的朋友。
四、苏轼与王庠通信中体现的学术与文艺思想
苏轼与王庠交往的形式只限于通信往来，且通信的时间不过一两年，但几封书信却体现了不少苏轼治学与创作的重要思想，这从侧面反映出二人交往的质量是相当高的。没有足够的交情，苏轼是不会推心置腹地道出这些重要经验之谈的。
关于读书治学，苏轼在《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五中提出了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对此，笔者在《苏轼研究方法漫谈》一文中专门作了讨论，余不多及。惟苏轼希望像王庠这样的"少年为学者"，不要相信治学有什么省力省时的捷径，必须老老实实走"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这种看似"迂钝"的读书之路。这对今天学术界的浮躁学风，特别具有针砭的现实意义，需要记取的不仅是"少年为学者"，而且值得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所谓"名家"、"名导"们认真反省与鉴戒。
关于科举考试，苏轼在《与王庠书》及《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五两文中，结合自己的应试经历，谈到了其间的得失甘苦。苏轼自言，自己当年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与时下读书人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皆以"志于得"为根本目的，不仅没有什么"捷径"秘传可言，也是不值得提倡的治学之道。他说："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这是苏轼多处言及的"制科人习气"，力劝王庠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他对当时"千人一律"的程式文字十分厌烦，希望王庠不要学习这种文风。
关于王庠的议论文《经说》，苏轼对作者的观点有赞同有不赞同之处，提出的批评十分诚恳和直率，体现了学术为公的大家风范。苏轼指出："若所论周勃，则恐不然。平、勃未尝一日忘汉，陆贾为之谋至矣。彼视禄、产犹几上肉，但将相和调，则大计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经营，则吕后觉悟，诛两人，而汉亡矣。"王庠在文中是怎样议论吕后篡汉及陈平、周勃合力平定诸吕的历史事件，今天已不得知其详，但苏轼肯定不赞成王庠对周勃的批评，则是无疑的。"制科人"作文章，为了体现其见识不凡，往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妄加褒贬，苏轼当年也有这种习气，自言"少时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颇有悔其少作之意。所以他对王庠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批评与严肃自省。
关于王庠的文学创作，苏轼以评点的方式，表达了他终身追求的艺术境界。他说："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苏轼用朴素简洁的语言，揭示了他一贯标榜的"辞达"崇高艺术境界。这一文学观念，他在《与谢民师书》、《与二郎侄尺牍》、《筼筜谷偃竹记》等文章中，均反复提倡和强调，并且从苏轼一生的文学艺术追求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寻觅探索、追求并最后达到"辞达"表达至境的演变提升过程。
关于文学作品的价值问题。因为文学艺术是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它既需要学养润育与创作经验积累，又需要得到名师的指点和接受历史的无情检验，所以他一再规劝王庠在创作道路上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过于指望借助别人之力出名。《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二云："前后所寄高文，无不达。日每见增叹，但恨老拙无以少答来贶。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声名于当时。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论，虽欲不显扬，不可得也。"这段看似表达很得体的话，实际上比较委婉地对王庠在文学上急于求成、写作过频过多提出了批评。
以苏轼的天才和创作能力，绝不是写不出"少答来贶"的酬赠作品，他自托"老拙"，不写回赠之作，是希望王庠领会他的用意和书信中的规劝苦心；他说自己无力帮助王庠获取"声名"，虽然部分是客观实情，但凭借苏轼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人脉，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做有助于王庠扬名的事，但他不情愿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是，苏轼不愿意让王庠靠自己的影响获取虚名，因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靠吹、抬、提、拍等手段来标榜其价值的。他不止一次说过，文学作品如精金美玉，世有定价；文学艺术家如果真有高质量的作品，历史自有公论，"虽欲不显扬，不可得也"，这就是他一贯坚持并始终相信的价值原则，也是被历史所反复验证了的作品传世及作家取名的不变规律。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