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他任公益协进社总社长期间，在公众面前讲话经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很多时候只好请二爸代他出面讲话。因为李育滋哥哥和刘文辉的特殊关系和他的足智多谋、很有文才，在安仁地区也很有威望，刘文彩请他任公益协进社副总社长。他还担任安仁镇学会会长，主管光相寺小学、春花小学和文彩中学，那时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的方面，努力为安仁镇营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
公益协进社在川西势力很大，共三百六十个分、支社，掌控十万人马和一万多支枪，遍布川西十七个县市，东起宜宾西到康定长达千余公里的地域，都是公益协进社的势力范围。中共地下党为了打开川西的局面，决定"利用地方势力，保护革命同志，争取社会上层人物参加革命。"他们知道，如果能够争取到公益协进社的支持将会有很好的效果。共产党曾希望能说服刘文彩，得到他的支持，但刘文彩态度坚决，表示决不与共产党合作。就连刘文辉的劝说，他也不听，还说他在宜宾就杀过共产党员，在大邑又派人杀了共产党员萧汝霖，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于是，地下党把希望寄托在李育滋身上，1948年，邹趣涛曾以民盟的身份找过他，他静听了邹趣涛讲话，却没有表态，对邹以礼相待，也欢迎邹常来家叙谈。从此，邹趣涛不时前来李公馆，李家也不向外透露此事。川西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周鼎文，也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做李育滋的统战工作，希望利用公益协进社的力量为地下党的斗争创造良好的条件。
1949年3月刘文彩病重去了成都，李育滋任公益协进代总社长，全面接管公益协进社的领导权。地下党认为时机已到，他们首先派人找到李育滋早以参加新民主主义同志会的哥哥，由他哥哥按照地下党的要求写信给李育滋，此信由地下党员肖伍英亲手交给李育滋。其实，李育滋早已在思考自己应该何去何从，收到哥哥的信后，他表明了支持革命的态度，正式和共产党有了往来，此后，中共地下党员常有人在他家出入。
文彩中学建成后，由于刘文彩不善言谈，开始时还到学校去过几次，因多次说话出丑，后来就很少到学校，学校的一切事务多由副董事长李育滋处理。那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先后来到该校，如廖友陶、胡德如、施幼贻、刘露、刘开扬、石有余等，他们带来不少进步书籍，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暗中宣传革命思想。1949年秋，地下党员郑兴华发动师生们闹学潮，提出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校长宋思孔。宋思孔立即报告国民党县党部，说校内有共产党煽动师生闹事，县上派了管教育的督学带了几名军警来到安仁镇准备抓捕"闹事者"。宋思孔得意忘形，随即就在学校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骂师生中了共产党的毒。那时的情况异常紧张，军警们个个荷枪实弹，正打算抓人。李育滋慢条斯理地走上台，质问校长，说："今天开会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校长要接管学校了？"宋思孔顿时张口结舌。
李育滋对大家说："我们安仁镇办一所中学不容易，大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你们教师要好好教书，学生要努力学习，可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吗？"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听说学校有共产党闹事，真有这回事吗？被我查出来，我可对你们不客气。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妄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不起，堂堂文彩中学可不是谁都可以信口开河、随心所欲的地方。今天瞒着我开会我先不追究，现在知道共产党在闹事的人就赶快上来给我说清楚。"这番话把宋思孔镇住了，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
李育滋又接着说："一校之长是干什么的？就是叫你来管理好学校的，今后谁准许共产党到学校来搞宣传，或者校内发生什么不轨行为，必先以校长是问。"据当时站在二爸身边的共产党员萧伍英回忆，那时师生们紧张得一身大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李育滋却泰然自若、威风八面，讲完后，他问："宋校长有什么还要说的？"宋思孔低头哈腰、哑口无言。李又说："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以后有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然后亲热地拉着督学的手，说："走，我们喝茶去。"一边走一边说："几个学生对校长不满，我早就知道，校长却小题大作，辛苦你们了。"督学受宠若惊，和李一起离开学校，几个军警也紧跟其后。他们到公益协进社去大吃大喝一顿，这事就此了结。不久李育滋就撤销了宋思孔的校长职务。
宋思孔被撤后，文彩中学的师生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李国藩在学校后门弄枪时，不小心枪响了，这枪声使本来就不平静的文彩中学又添紧张气氛，李国藩赶快躲回家去。乡长刘明高派人调查，知是李国藩所为，立即派两名团丁到乡下抓人。李育滋得知此事，怕李国藩太年轻，万一经不起严刑拷打，说出地下党的情况来，岂不坏了大事，于是赶快往李国藩家走去。二团丁正一前一后押着李国藩走到三根石梁处，那里是一条很窄的小路，过路的人对面相逢都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李育滋见状心知肚明，对李国藩喝道："宿二(李国藩的小名)，下午了还朝街上跑什么？还不给我滚回去！"李国藩一听，知道是来救自己的，转身拔腿就跑。二团丁慌了手脚，又不敢持枪去追，忙说："李二老爷，这是刘乡长叫我们来抓的。"李育滋两眼一瞪，发话道："明天我去安仁喝茶，叫刘乡长来见我。"第二天李告诉刘明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是李国彦不小心弄响了枪。"李国彦是个老实人，共产党的事什么都不知道，被抓去打了一顿，即被救了出来。
1949年10月，中共全国八大游击纵队之一的川康边游击纵队，在发动的"二·五"减租运动受阻后，进而在大邑县组织武装暴动。大邑县参议会召开会议，决定请国民党省政府派兵镇压。李育滋是县参议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散会后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地下党员，自己则去了成都，远离这是非之地。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组织了数千武装，以邛崃县长薛奉发、大邑县长徐元勋为正副清剿司令，将大邑县的王泗乡、三岔乡、元兴乡团团围住。由于地下党事先听了李育滋和各渠道传去的情报，及时将外地力量撤走，只有部分本地人员留下来坚持斗争。
清剿队挨家挨户地搜查，共产党员萧国珂、钱载重来不及转移，被清剿队抓住，两人被就地枪杀。一些掩护共产党员的农民也惨遭杀害，其中还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就连过路的两个牛贩子也被当成共产党员杀害了。顿时，大邑地区上空黑云滚滚，安仁镇也垄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里。一天黄昏，在夜幕笼罩下十余个地下党员由萧伍英带路，悄悄转移到安仁镇，他们敲开了李家的后门。萧伍英等焦急地恳求李育滋的妻子孙氏说："李二奶奶，外面情况太紧张，到处都在杀人，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只有靠李二老爷才能救了，麻烦你去找他回来拿个主张。"孙氏连夜坐鸡公车赶往成都。李育滋得知此情况和哥哥商量，两人都觉得，李育滋应该鼓足勇气，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帮助共产党和乡亲们度过难关。于是，他一早动身，下午就赶回安仁镇家中。等在家里的共产党人正焦急万分，见到他回家都异常激动，一颗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萧伍英急步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李先生，太感谢你了，我们共产党决不会忘记你在危难之时出手相救。"其他人也上前来，一一和他握手，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决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胜利后我们一定为你请功。"，"李先生，你有胆有识、有情有义，革命绝不会忘记你。"李育滋等他们说完之后，才慎重地向地下党员们表示："我一定和你们患难与共，你们安心躲在这里，外面风声太紧，千万不可随便出去。"他把地下党员安排在落成不久的新公馆里，这个宅院气势宏伟，进门就看到大厅上挂着"望重龙门"四个烫金大字的匾额，那是我他哥哥请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专门为他写的。新公馆与旧宅间还有一夹墙相通，所以比较安全。他还叫人在围墙上凿了不少枪眼，这是考虑到万一被清剿队发现，便于抵抗。从这些准备，不难看出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下定了和共产党人同生共死的决心。至今这些枪眼还在，它们见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也是李育滋冒死掩护共产党员的铁证。
第二天，李育滋镇定自若地到安仁镇公益协进社喝茶，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关注各路信息，并派人暗中在自己公馆周围放哨站岗，以保证躲在家里的地下党人的安全。后来又陆续来了些地下党员，家里大约共掩护了二、三十人，其中有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派到大邑来任川康边临工委书记兼政委的李维嘉、川康边游击队副司令员周鼎文、川康边游击队崇大新支队指导员陈万堂和戴万泽，他们都是国民党悬五千大洋捉拿的要犯。不久，川康边游击纵队的领导人几乎都陆续来到李家，李家自然便成了川康边游击纵队的指挥中心。
农民运动领袖、川康边游击队斜江支队司令员王汉卿，也是国民党悬重赏辑拿的要犯。他在元兴乡被特务发现，并被跟踪至三岔乡，他只好转道安仁。从安仁镇到李家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院子后面，有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竹林，王汉卿转辗走入林盘，闪身躲进了李家。两个特务眼看王汉卿进了竹林就不见踪影，再看看这家高墙耸立、气派不凡的院子，他们不敢贸然撞入，一打听，才知道是公益协进社代总社长的家。他们你看着我、我瞧着你，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这里的主人怎么可能掩藏共产党要犯呢？他们在竹林里里外外转了两天，一边寻找一边悄悄地观察，想看看共产党要犯会不会从这个院子走出来。但两天过去了，怎么也找不到王汉卿的踪影，他们最终认定王汉卿是从别的路逃跑了，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李育滋把王汉卿掩护在家里三天，等两个特务走了后，才让他换了学生的衣服转移出去。
1949年10月30日，大邑县长徐元勋被自卫队击毙后，大邑地区的清剿势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川西地下党撤退到山区的人员又纷纷回到坝区，李育滋家也就更加热闹起来。中共川西地下党动员李育滋以公益协进社代总社长的名义召开各分支社长会议，李积极赞同，并亲自筹办，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这次会议。会上由共产党员出面宣传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号召与会者弃暗投明，将功补过。这个会效果很好，分化了国民党和地方敌对势力，扩大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到会人员纷纷留下名片，表示要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11月12日，在李家由陈万堂主持会议，宣布将川西地区原地下武工队组编为川康边游击队崇大新(崇庆、大邑、新津)支队。为了配合解放军进军川康，中共川西临工委决定统一整编队伍，公开打出旗号。此时急需大量资金购制游击队的红旗、臂章、胸章，以便于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那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式样，地下党从收音机里得知后，他们画出图形，叫李育滋设法制作。李的几个谷仓因长期支持共产党，有的里面的粮食已卖光，有的也所剩无几，时间又很紧迫，他只好四处筹措经费购买到布料，并组织人在家里缝制出数十面五星红旗、数千枚游击队员的臂章和胸章。为了赶时间，李家的女眷也亲手参与缝制红旗。
(八)李李记述李氏家族故实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