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不管这样的评价准确不准确，我们关注的是他的评价特点，而这个特点刚好与孟子讲的养气后的知言路径是相通的。这样的评价，如果用得好的话，确实是一针见血，但用得不好或者自己养气、养德没有达到洞若观火的水平，也确实容易闹出笑话。当然，这种评价往往是一种道德评价，不是对文章本身进行评价，而是评价文章背后的人格；主要批评人格，或者不批评你的文字，或者顺带批评一下你的文字而已。相对而言，在道家那里，往往主要评判的就是文章的审美性风格了，审美性的评判风格在魏晋南北朝也可以看出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里面评价一个人，或者说"有高韵"，或者说"有韵致"，等等。道家强调的是养成一个审美的心胸，这个审美的心胸当然也能够烛照文辞，但大多烛照文辞本身的那种超道德的风格，或者烛照超道德的道德。这是"知言养气"说这个命题在后世的另外一个影响，即使到了宋明儒家那里，这种评判风格的流风余韵也依然存在，将人与文章混融一体进行评价，也是那种"正义在胸"，然后评判天下所有的人与文的风范。
(五)以意逆志说
下面我们讲孟子的第四个命题，"以意逆志"说。"以意逆志"是《孟子》中关于"诗"的一个著名的说法。但是对于这个说法里面的一些问题，后世争议比较多。我们先把提出这个命题的那段材料写下来：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2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在这段材料里面，咸丘蒙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尧舜之间到底发生过"舜臣尧"的事情没有，第二个是舜与其父亲瞽瞍之间到底发生过"子臣其父"的事情没有。对于第一个问题，孟子以为是"齐东野人之语也"，不足为信。在孟子看来，尧老了之后，舜只是摄政，并非天子，并引用《尧典》中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尧死之后，三年之中"四海遏密八音"，赵岐云："遏，止也，密，无声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所以，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尧在也时，舜只是摄政，尧死之后，舜才继为天子，且"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这就解释清楚了舜和尧之间的关系。至于舜和他父亲瞽瞍之间，咸丘蒙引用《诗》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在咸丘蒙的理解中，这诗句是说"舜臣其父"了。这就涉及对这几句诗到底怎么去理解了，这也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的缘起。
孟子以为咸丘蒙对这几句诗的理解是不对的，他认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赵岐解释这段话说："孟子言此诗非舜臣父之谓也。诗言皆王臣也，何为独使我以贤才而劳苦，不得养父母乎？是以怨也。"孟子既然这样理解这几句诗，以为这才诗的本意，故而正面提出了他读解诗歌的方法论主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在孟子看来，如果仅仅"以辞而已矣"，则《云汉》之诗句"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就会被某些"信斯言也"的人理解为"是周无遗民也"。"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这段文字中的"文"就是"字"的意思，"辞"就是"辞句"的意思，整个这句话是说，不能因个别的字词就把整句话的意思理解错，妨害对一个辞句的理解，也不能因为一个辞句的关系，妨害对整个作品、作者之志的理解，只有"以意逆志"才能使作者本志、作品的本意"得之"。历代对"志"的理解没有什么争议，而"以意逆志"的这个"意"是有争议的。
"以意逆志"的"意"到底是哪个的意要搞清楚，到底是"说诗人之意"，还是"作诗人之意"？"逆"就是反推的意思，反推作者之志。在《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里面，无论是注还是疏，都认为这个"意"是说诗人之意，赵岐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这是对的，但对于"意"，赵岐解释说："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托名孙奭的疏也持这个看法："以己之心意而逆求知诗人之志，是为得诗人之辞旨。"到现代，朱自清的《诗言志辨》的《比兴》篇也同意汉代赵岐的说法，他说"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勉强，如果以己之意来反推作者之志，己之意客不客观就非常关键了。我们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那么一千个"己意"就有一千个"作者之志"了。清代的吴淇坚决反对这个"意"是说诗人之意，他认为是作诗人的意，他说："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
"文章无非就内、外两个方面的东西，即作者、作品本身的东西。他认为"'意'就其淋漓尽兴言之"而已，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文章本身的某种态势，或者某种最大的可能性，但还不是必然性，需要读诗者去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从而还作者、作品以本志、本意。所以，他说"'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而"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对此，吴淇批驳道："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这个"蒙"就是指"咸丘蒙"，如果没读过《孟子》原文的话就不知所云了，就不知道这个"蒙"是指什么。吴淇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以己意来说古人之诗，那就比咸丘蒙好不了多少。所以他接着说："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他还把"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联系起来考察，以为探求作者之本意，要尊重作者的时代："故人心必与世相关也。然未可以我之世例之，盖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
"我个人是比较赞同吴淇的看法的。如果"意"是"己意"的话，那这个命题的客观性确实难以保证，读诗人的己意那么多，怎么去求得一个诗人本身的志的客观性呢？这个问题很难做一个定论，大家可以就这个争议写论文，从小处着眼，写出一个大问题。"以意逆志"命题的涵义，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要被语词、语句的表面形式所迷惑，从而迷失了作品的本意或作者的情志，应该从文章本身体现出的态势、趋势以及某种最大可能性来探求作者的本意。从历史感上说，孟子这个命题是对春秋以来的赋诗或称诗活动的一个反动。在春秋时期称诗喻志成了一种常见的活动，但以诗来赋诗言志或引诗言志，不一定是作者之志、作品之本意，基本的取向是断章取义，以己意随意解释。这个称诗活动从春秋以来是一直存在的，这或者就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的大背景，孟子的目的无非就是对流行了几百年的"断章取义，余取所求"的赋诗活动给以一种反动，回到作品的本意、作者的本志的探求，从而追求作品的客观性。咸丘蒙或者就是这种"断章取义，余取所求"的称诗活动中的一员而已。
四、荀子关于"文"的思想略述
按照惯例，荀子属于儒家，但是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又确实不能够准确确定荀子到底属于哪一家，他培养的两个著名学生都是法家，但我们可以说荀子是战国末年的大学者、大学问家。关于荀学，我们可以引用谭嗣同的一句话来概括："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在谭嗣同这里，秦政和荀学连在一起。谭嗣同这话当然激烈了一些，偏颇了一些，但是，恐怕与实情也相差不太远。在谭嗣同之前，从唐代到宋明的儒家对荀子的东西已经非常不满了，以至于在儒家的道统谱系里面根本就没有荀子的位置。如果统治者真用真儒家的东西，就是在革统治者他们自己的命。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荀子是儒家中的现实主义者，而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荀子的东西可以一言以蔽之，礼乐刑政。正因为有了礼乐，才像个儒家，而后面的刑政就是法家的东西了。儒家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而荀子的东西颇有"先教后杀"的意味。先教，接受教化则可，如果教化了还是不听不从，则"刑政"来了。读《荀子》，开始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他讲了很多礼乐的东西，属于儒家；但是读到后来，刑政就来了，法家的东西就来了。大家读《老子》，开始会觉得很玄很恬淡，但当你真正读完再三思之，又会觉得这本书也是杀气很盛的。老子所讲的东西的核心不是现在人所理解的那些虚玄的东西，核心还在于权谋，权谋一方面是提供给统治者的，另一方面也是提供给普通人的，提供给统治者的是御天下的统治术，提供给普通人的则是生存术，老子提出的这个"道"无非是统治术与生存术的根据而已。大家去看《史记》，老子和韩非子在同一个列传里面，那可不是乱排的，是有根据的，老子的思想本来就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前提之一。但同时和法家有关系的不仅仅是道家的老子，荀子和法家也有很深的关系。
荀子关于广义的"文"的思想的第一个方面是"立隆正"。荀子说："凡议必先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所谓"隆正"，杨倞注释说是"崇高正直"，也就是最高、最正确的东西。所以，立"隆正"就是立天下言论最高的标准。但以什么为最高标准呢？荀子又说："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也就是以圣王的思想为最高、最正确的思想标准。荀子处于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争鸣已经几百年，到荀子时生出结束百家争鸣、统一天下思想的心理，这是很有可能的。与此相适应、相呼应的就是秦始皇用刑政来统一天下。实际上荀子在战国末年只是提供了统一的模式，但他没有完成这个统一。
荀子关于广义的"文"的思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基本架构。这个思想从荀子开始延续到清代，影响极大，后代都奉为标准，包括汉代的扬雄、魏晋时代的刘勰都坚持这个标准。明道，明什么道？荀子说："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当然荀子所说的道是不是孔孟之道，这需要再作研究。征圣，就是以圣人为征验。荀子认为圣人就是道的代言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悬天下之权称也"。这就从明道转入了征圣。圣人也要死，圣人死了，留下经典，于是又推出宗经。在他看来，"《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归是"就是归于圣人道。荀子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始乎读经，终乎读礼。'"荀子的这些论说，初步构建了"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中国思想的主流框架，无论是政治、社会思想还是文学思想，都受这个思想框架的左右。
荀子关于广义的"文"的思想的第三个方面是对"乐"的讨论。他认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从人的自然本性来观察"乐"在人的生命、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但荀子更多的是从这里出发，观察"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他关心的重点是"乐"的教化功能，以为"声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这些讨论对后世儒家文学思想影响甚大。荀子认为人性恶，性恶当然需要对其加以驯化，而"乐"则是最好的化性之具，这就引出了"以理化情"或"以礼节情"等相关命题。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贼实际上就是"以道化欲"。我们不能说"以道化欲"完全是正面的，但是也并不全是负面的。关于荀子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王先谦的《荀子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