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论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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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先秦道家思想及其对后世文艺思想的影响 (4)

当然,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与问题。西方在历史上出现过捣毁偶像运动。为什么要捣毁偶像?这捣毁意味着上帝不可以被形象表现。如果用形象来表现上帝,就意味着上帝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和西方略有不同,西方是绝对的东西不让你表现,只能去象征,但中国是绝对的东西让你表现,只不过要超常规地表现而已。超常规的形象是什么形象?那就是一个若有形若无形的"大象"。

四、道与言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对中国文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道与言,我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先秦的老子和庄子他们自己怎么看道和言的问题的,第二个是后世之人对先秦的老庄所谈的道和言的关系问题的引申发挥。一定要注意,后世的衍生思想不等于先秦的思想本身,分清楚二者非常必要,也很重要。

我们首先来看老子是怎么来谈这个问题的。关于这方面,老子讲的话中最流行的就是《老子》第一章开头的"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最基本的思想是"道不可道",如果可"道"那就不是恒常之道。除此之外,老子还说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人"行不言之教"。他强调的核心的东西就是在道和言的关系中"道不可言",当然,反过来也就是无言才能真正得道,或者"不言"乃可得道。至于得道之后干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后世的人得道好像就只为得道,但在老子那里,得道仅仅是"内圣","内圣"后还有个"外王"的层面,那是成就一个在道家看来最理想的政治的天下。

庄子或者《庄子》里面又是怎么来谈这个问题的呢?《庄子》里对于道和言的关系有一个经典的阐述,《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即我们能说的是"物"最表面的东西而已。同时《庄子》中又说:"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物之精者是不可以言传的,但这还不是最高的,还有既不可以言又不可意致的东西,"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正因为《庄子》里面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看法--"圣人之书皆糟粕也"。圣人之书就是"言论者",故而不得不是庄子以为的糟粕了,这就是《庄子》里面的"桓公读书于堂上"的故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这是从"道不可言"推出的必然结论。在《庄子》看来,"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我们在《庄子》里可以看到庄子经常挖苦儒家那些经典,什么儒者"以礼发冢"之类。

有个问题跟着就出来了,道不可言,但又不得不言,那怎么办呢?后世就有人批评老子说,你自己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但是你最后又写出了五千言,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这确实是一个悖论。如果按照老子、庄子关于道与言的论说思路,理论上应该"废言"才是最好的,但是老庄都没有废言,《庄子》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散文中不可企及的极品。不愿意废言,那又怎么办呢?这确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庄子》于是又提出"得意忘言"的论说,既然废言是不可能的,那就"得意忘言",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而已。"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是庄子或者《庄子》提出的解决办法,说了这些之后,庄子最后感叹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又成了中国古代理论中的一个悖论。《庄子》本身也承认这个悖论,但这个悖论推动了后世对超越语言的思考,道正因为不可以言求,所以要超越语言去求。

超越语言的思考与实践,我们在后世见到的就很多了。佛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叫做"以心传心",不通过第三者来表达,所谓"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是也。最高境界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是心有灵犀不点通。佛教里面还有棒喝,棒喝就是不用语言去提示,用棒打在脑袋上,一棒打了不能悟就打两棒,两棒打了还不能悟就打第三棒,三棒打了还不能悟,那就孺子不可教也,这"棒喝"就是在行不言之教。

废言不可能,那就追求在不废言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减少对表现道的损失。这主要体现在对语言艺术的思考上,形成了语言艺术所追求的"意在言外"的传统。用刘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要求语言艺术有一个所谓的"言外之意"的效果。而要达到"言外之意"或者"意在言外"这种效果,当然就对语言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必然促使人们使用非常规的语言去表达。一般语言既然没有办法或者很难表现"道",那就要使用非常规语言去表达才行。

所谓非常规的语言,就是增加语言的暗示性、多义性,使语言的所指呈现出不确定的状态,呈现出很多的可能性。《庄子》就是实践这种语言追求的实证性例子,《庄子》中说自己的写作语言就是非同寻常的,是所谓的"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谠,不以觭见之也",并为这样写作找出根据,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而"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些追求,在庄子那里不一定是为了后世所谓的艺术本身而这样去追求,但是这种追求确乎深刻影响了后世语言艺术的写作,后世人们所发挥出来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刘禹锡《董氏武陵集序》)、"不着一字,占尽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思想就是这种影响的明证。

当然,道与言以及"得意忘言"的先秦思想,除了在语言艺术上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魏晋玄学的影响。魏晋玄学对老庄的发挥是比较多的,形成了"言意之辨"的中心论题。在他们那里,不仅仅有"得意忘言"的论说,更有"得意忘象"的论说。

先秦老庄对道与言的思考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大风格。既然最高境界是"不言",那么其次就是"少言"了。这个思想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尚简"的表述风格,如果用一句话说就是"高手过招,点到为止"的表述风格。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的著述风格,一个问题就能写一本书,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文字的浪费,因为高手是不屑于写那么多的。西方一本书能说清楚的东西,在中国往往一篇文章就可以说清楚;西方人一篇文章说清楚的问题,在中国这里往往几句话就说清楚了。西方的乐趣在那个说的具体的理性过程,而中国人常常是直接端出核心的东西而不交代过程,所以中国的书与文章是默认写给高手看的。为什么在中国诗歌那么发达?因为诗是所有文体中语言使用最少的,这正符合了使用最少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涵的思想追求。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普遍的诗性化表达,也就是泛审美化的表达,即使不在今人所谓的"文学"概念范围内的东西也往往很具有"文学性",在今人看来属于"应用文"的文章,在古人那里一样写得很"文学"。

五、道与虚静

道与虚静也是先秦道家的一个重要论题。但是,在老庄那里,虚静的目的是为了得道,而不是讨论文学艺术。

老子的看法是"涤除玄览",有的版本又叫"涤除玄鉴",二者差别不大,不影响整体的涵义。"涤除"就是打扫卫生,但打扫的对象是人的心灵、人的灵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心灵洗个澡。"玄"就是"道"的代名词,就是说只有打扫了心灵中的污垢杂质,人心才能够见道,才能够得道。涤除后的心灵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虚静",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王弼解释说:"致虚,物之极笃,守静,物之真正也","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所谓"虚"指的是心中要空灵,所谓"静"指的是心中要澄明。虚静方可以得道、体道也。

《庄子》里面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心斋",一个是"坐忘",在庄子看来,"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只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所谓"心斋",要求的是"一志",要"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以为"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均不能符合虚的要求,而"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才符合虚的要求。郭象注说:"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气性之自得,此虚一待物者也。"成玄英疏云:"心有知觉,犹起攀缘,气无情虑,虚柔任物,故去彼知觉,取此虚柔,遣之又遣,渐阶玄妙也乎。"他们的解释可以增进大家对庄子意思的理解。庄子总结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而郭象所注也特别贴切:"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反复强调的是,听气才是真正的心斋,才是致力"虚"之方,而只有"虚"才能得道、体道,与道合一。

第二个就是"坐忘",庄子借颜回与孔子的对答来阐述他的观点。在庄子看来,忘仁义、忘礼乐都算不上真正的"忘",真正的"忘"是"坐忘",而坐忘的具体内容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只有这样才能"同于大通","大通"者,"大道"也,成玄英说:"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坐忘的目的与心斋的目的一样,也仍然是要达到心身俱亡,回归虚静,正如郭象注所说:"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然而反过来,"虚"者也是"忘"的条件,所以"坐忘"与虚静又密切关联在一起。正如成玄英疏所说:"虚心无著,故能端坐而忘。"其实真正的"忘"、彻底的"忘"是要"忘忘",此刻正在忘也要被忘掉,把所有东西包括"忘"本身都忘掉,才能够彻底拥有,这样才是无不忘也,无不有也。

老庄的这一思考对后世的影响是什么呢?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心境、状态、思想论说的影响。老庄的观点是虚静才能得道,后世的发挥则为在艺术创作时只有心灵保持一种虚静的无功利状态,才能够灵感勃发,才能够达到创作的最佳状态,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对体道者而言,是"虚以待道";而对创作者而言,则是"虚以待灵感"。在宋代的时候,苏轼对老庄的这个思想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艺术性发挥:"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这是苏轼把老庄的东西用到艺术上的一个最贴切、最入神的发挥。后世的人们对老庄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发挥是一个普遍现象,而苏轼的应用发挥可谓是代表了最高水平。

六、道与技

道与技的问题是一个创造自由的问题,或者说是自由创造的问题。关于这个层面,主要是《庄子》中在讲,而且主要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其思想。在庄子看来,修道者或者得道者才有创造的自由,才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创造性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