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的原因是楚化与儒化两个世界叠加在了汉代，这两个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然出现认知上的区别，论争在汉代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肯定阶段
第一阶段是肯定阶段，代表人物有刘安。刘安曾受汉武帝之命写过《离骚传》，但现在已看不到了。现在能见的是后人在其他文章中摘录的《离骚传》里的一些话。班固的《离骚序》里对此事有一个记载，说"昔在汉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班固还引用了《离骚传》里面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语："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是刘安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他认为《离骚》起码与《诗经》等列，甚至高于《诗经》。另外还有对屈原人品的评价，以为屈原"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刘安的眼中，屈原其人其作品皆是上乘。但是屈原的问题很复杂，甚至到底有没有屈原这个人都有争论。20世纪30年代，孙次舟还写过文章，认为屈原是同性恋者。总之对屈原的争论很多，从汉代就开始了。刘安对屈原评价这么高与汉代初年楚风非常流行应该有关系，而且此一时期以黄老治天下，儒家并未成为主流思想，故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思想界的这一态势有关。
与刘安思想相近的是司马迁，他与刘安的评价有同有异。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该传记中事实上引用了刘安《离骚传》里面的话，但不像班固《离骚序》那样遵守学术规则。班固《离骚序》里面明确说这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话，但该传记里面引用了却没指明引用的是谁的话。关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面评价屈原的材料问题，楚辞专家汤炳正先生作了令人惊奇的论述，汤先生写了一书叫《屈赋新探》，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屈原列传理惑》，即要解决屈原列传里面的材料的疑惑问题。根据汤先生的看法，司马迁《屈原列传》里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开始，一直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话，完全出自刘安《离骚传》，经过考证，这不是司马迁引入的，而是后人窜入进去的。在汤先生看来，司马迁和刘安是同时代人，《离骚传》略早于《史记》，但司马迁根本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他说："至于史迁当时之所以未见淮南王所著书及《离骚传》等，盖当时这些书，虽已献之武帝，而未宣布于世。"武帝"秘而藏之"，"故史迁并未得见，当然更无从著录于本传，更无从采入《屈原列传》"。
他不但认为此上这些文字是后人窜入的，而且还认为传中"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段文字也是"后人割取《离骚传》语窜入本传者"。我认为这些文字是后人窜入的可能性很大，古人喜欢在书旁批注，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开始，一直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话，刚好接着《屈原列传》中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些话确实正好能够很好地注释上面的内容，而后人把刘安的话写在旁边以作注解，再后面的人再次整理史记时就把后人窜入的话加到了《史记》里面，所以就成了目前这种情况。当然，这里引用的话与班固《离骚序》引用的文字略有区别，其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和班固《离骚序》中引用的话基本上是相似的，但要注意，班固可能不是全引，而《史记》窜入的这段话倒很有可能是全引。既然这样，那么怎么判断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我们只能用这些材料之外的材料来观察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了。《屈原列传》最后有个"太史公曰"，这完全可以肯定是司马迁的话，其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是司马迁对屈原非常肯定、同情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对屈原有所批评，"太史公曰"中继续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怪"就是责备的意思，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最直接的评价中，既有肯定同情，又有责备，责备屈原为什么不能远走他国以实现其志向。司马迁又说："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显然，司马迁在人生态度上更多的是持老庄的态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同生死，轻去就"，在他看来，屈原把去就看得太重，不愿离开楚国，而"自令若是"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上面所去掉的一段话当做司马迁的原话，那么显然与赞语中的这些看法有矛盾。司马迁时代还有着战国遗风，战国时代朝秦暮楚是常见现象，而屈原却选择一直在楚国，最后自沉而死，刘安对此赞扬很高，司马迁却不以为然。当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以及《报任安书》里对屈原也有评价，是放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这个背景下面评价的。他对屈原等人有个基本的概括，说他们这些人之所以写出千古流传的文章，就在于"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谈到屈原，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他把屈原放逐与著《离骚》联系在一起，认为屈原的作品也是发愤著书，以为屈原乃是古之"贤圣"，这一点可以明确看作司马迁对屈原的正面评价。司马迁之所以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和他的遭遇以及家学渊源有着密切关系。从他的遭遇而言，与屈原"同是天下沦落人"，必然悲悯而同情、肯定屈原；但从其家学渊源而言，他又有持守老庄之术以处世的原则。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一文里面，于六家中最推崇道家。可以反推，既然其父亲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要思想，那么司马迁必然受其父亲影响从而以道家人生态度处世观物，班固就指责司马迁《史记》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信息，司马迁的思想在儒道之间，但又以道家为主。《屈原列传》赞语中的"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这样的人生态度是符合司马迁家学传统的，也符合司马迁写作《史记》时的基本情况。
二、否定阶段
第二阶段是否定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扬雄和班固。先谈扬雄的有关论说。
《汉书·扬雄传》记载了扬雄的经历，他早年对司马相如很崇拜，但是对屈原更加崇拜，以为屈原"文过相如"，扬雄对屈原"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的态度是"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这态度和司马迁接近，这是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遇，和其基本观点不能画等号。接下来，他谈到对屈原这个人和作品的看法时就摆脱了这种同情的看法。他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对屈原自沉颇不以为然，认为屈原不是一个识时务的君子。同时，他又在《法言》里指责屈原，认为屈原的作品"过以浮"，并认为"过浮者蹈云天"。这不仅仅是指人的道德，而是指责屈原作品里的问题。所谓"过"即不中，而"中"是儒家对于文章写作最基本的要求，要求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在扬雄看来，屈原作品已经违离儒家这个原则而走向"怨而怒"了，不仅不中，而且浮。浮即蹈云天，这是指屈原作品的神话色彩。
扬雄以为这与儒家精神也是不合的，儒家讲求不语怪力乱神，而这些蹈云天的东西刚好就是怪力乱神。我们怎么看扬雄对屈原其人的批评呢？我以为扬雄对屈原其人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你把屈原首先作为一个政治家来看，那么扬雄的评价确实是非常准确的，屈原作过楚国的三闾大夫，是高级官员，屈原的自沉说明他还是一个极其不成熟的政治家，而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该懂得能屈能伸，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率地作出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的。现在很多人对屈原的评价总是剥掉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而只把他当做一个专业作家去评价，这是与古情不合的。在中国古代，没有专业作家，可能宋代柳永勉强算一个。屈原是政治家兼文人，主要还是政治家，因此应首先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评价屈原，其次才能用作家的标准去评价。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扬雄对于屈原作为政治家层面的评价应该是能够成立的，但对于他作品"蹈云天"的评价则以为值得商榷，这是以儒化的思想世界的标准来苛评屈原了，体现了儒化与楚化的交锋。
在扬雄之外，班固对屈原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离骚序》中。班固首先批评了前人对屈原的看法，认为刘安的看法"斯论似过其真"。班固对屈原的评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第一，班固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即屈原的人格不是儒家主张的中正平和的君子人格，正因为露才扬己，所以不懂得儒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生存之道。他认为君子当"全命避害，不受世患"，在道穷之时，要认命，要学习潜龙的潜隐态度而"无闷"。这是班固对屈原最严厉的一个指责。第二，班固认为屈原除了露才扬己、有违君子之行外，还"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故而也贬损了"狂狷景行之士"的德操，连狂狷之士也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