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贵"超"贵"奇"，当然就是贵独创性了。既然在王充看来，前面三者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创造性，只有鸿儒才具有创造性，那么鸿儒的创造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所谓"眇思自出于胸中"是其典型标志，即无所依傍，自出机杼。正因为这样，也就必然推出反对模拟的论说，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王充以为人们的写作无非"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而已，没有必要与前人相同、相似。
在回答别人责难他的书不类前人而"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不当，内之子云不入"的时候，王充以"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加以反驳，既然"百夫之子"是"不同父母"，那么以此推，则"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就是普适性的原则了。王充说，如果文章一定要"必有与合然后称善"的话，那么就是"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而"文士之务"当"各有所从"，或者"调辞以巧文"，或者"辩伪以实事"，不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如果真要"谋虑有合，文辞相袭"，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从而违背历史的常情。他以为"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才是世间的常态。这些论说，对于重视经验、重视常识的人而言，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也是不能驳倒的。
而独创性的体现，既可以是同时而异于他人，也可以是异世而异于古人，而其中的重心恰在于后者。但世俗之性却是"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王充以为"有人于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却无人"肯载之于篇籍"的当代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是对古今关系的错误认知。在他看来，古今一也，"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不能"不论善恶是非而徒贵古"。这些意见在经验上看确实是正确的。
王充的这些看法，我们从一般的经验来看确实不能看出它有什么错误。但现在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大家能不能找到儒家或者道家主张因袭而不主张独创的论说？是不是就只有王充反对模拟，主张创新？肯定不是。历史上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复古，但往往又极其创新，历史的常态常常是穿着古代的衣裳演着现代的戏剧，从表面看以为是复古，但骨子里却往往是创新。真正的创新往往是以故为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创新，其面目往往是保守的，比较传统的，但实际上创新就在这里，所以王充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创新的模式之中最幼稚的创新方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古代，有一个基本模式就是从模拟到创新，这是人类史也是个人史。大家观察、思考一下，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呢？小时候，老师经常让大家读范文，范文有什么用？做模拟的标本。开始学就学最高水平的东西，但学了过后并不是让你一辈子都生活在模拟之中。老师拿给你范文是为了让你一辈子写文章都模拟吗？绝对不是。
老师的苦心是让你在以后有创新的资本而已，创新的资本都没有，拿什么去创新呢？创新要从零开始，有这必要吗？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去观察，也是这样，都必然会有一个从模拟到创新的过程。拿高级范本来模拟，然后再创新，这是人类创新史上再正常不过的情形。王充的论说基本上是斩断了模拟的环节，把模拟的价值全盘否定，然而人类的历史刚好就是由"模拟―创新"这两个环节组成的。没有模拟的过程，也就没有积累，不要希望在沙漠中见到参天大树，也不要希望在大海之上修建摩天大楼。所以，王充的这种创新观，严格意义上说确实是非常幼稚的。
明代人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难道明代人就想把自己的诗与文和秦汉人、盛唐人弄得面目完全一样？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明代人其实是志大才疏，希望文要写得和秦汉比肩，诗要写得和盛唐比肩。但很可惜，这两个方面明代人都差得太远，事实上并没有实现，无论是诗还是文都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目标。但不能说明代人想去抄袭秦汉之文和盛唐之诗，绝不是这么回事。再没有志气的时代，再没有志气的人，也不会说有一定积累、具有了一定创新能力的时候还要去和别人完全相同，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王充的创新观，表面上看，从经验上看，确实都没有错，但仔细一分析，确乎又问题百出，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把"积累"这个过程给否定掉了，这违背了人类创新的一般情形与常态。
五、尚通俗的文章语言观
王充主张文章语言通俗，提倡"言文同趋"，反对文章写得太艰深。对于"或曰"者所主张的"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的论说，王充虽然没有道出是谁的主张，但从汉代文化史的事实上看，这"或曰"的观点与主张的主人显然是扬雄。扬雄《法言》中云："或曰：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在扬雄看来，圣人之经不是本来易知不易知的问题，而是不可使其易知的问题，这确实是在有意制造"文必艰深"的论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意制造"经必艰深"的问题。
至于并非"经"的著作或者文章，是否需要艰深，扬雄似乎没有去做相关论说，但从扬雄的态度看，即使不属于"经"的常人的著作与文章，似乎也以艰深为好。同时，扬雄以为圣人之文有"元"、"妙"、"包"、"要"、"文"五个特征："或曰：辞达而已矣。曰：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本出荀悦《申鉴·杂言下》，但清代《渊鉴类函·文章》称其为扬雄之言，从扬雄相关论说看，似乎此说成立，故此处姑从之。唯《申鉴》中是"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而《渊鉴类函·文章》中是"圣人之文，其隩也有五"。其中所谓"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者，所透露的消息似乎是圣人又不是刻意务为艰深，而是思虑深广而不得不艰深。
这似乎与前面扬雄所说"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的认知略有不同，但这个不同在总体上并不影响扬雄是持"文必艰深"的看法。对于"文必艰深"论，王充明确地不以为然，故王充对"或曰"所代表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批驳，以为"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而所谓的高士之文虽雅但也不是为了让人不知所云，而是为了"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的目标而写作，欲使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王充还从"言"与"文"的时空关系一面解释了"贤圣之语"后世难知是"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世相离远"等原因造成的，而并非古之贤圣有意追求"难知"而使其指意隐闭。针对当代人如何避免并非主观上要隐闭指意而客观上又确实很可能造成隐闭指意的情况，王充又提出"文字与言同趋"的解决办法，要求当代的写作者采当代之口语入当代书面之文中，至少使当代人与当代人所写的文章著作之间没有多少隔阂。
但是，王充的这一立场中似乎也有矛盾。一方面，他主张通俗，反对文必艰深，一方面，他又高度赞扬文字确实艰深艰涩的扬雄的《太玄》："阳城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与王充赞扬扬雄《太玄》不同，与扬雄同时的人已经颇觉《太玄》之难了，"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使得扬雄不得不以《解难》来回答众人的责难以及自己写《太玄》为什么不得不"深"的原因。总之，时人以为"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扬雄时人就颇觉艰深而多所批评，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后，王充反而赞扬。似乎王充是在《论衡》各篇中各说各话而不统一才造成这种情况的，推崇"造论著说之人"时则不管其是否是以艰深在造论著说，也不管其造论著说是否"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
尽管上述有略微的矛盾存在，但从总体态度看，王充确乎是主张文章语言通俗，反对文必艰深的。王充关于语言通俗反对文必艰深的这些论说，当然言之成理，也有意义。但王充的论说中亦然有大可商榷的地方，这就是他在论说"言"与"文"的关系上只注意了"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这一面，却没有注意到"言"、"文"之间本是互动关系，其间亦然有"语由文也"、"言与文字同趋"这一层关系，从而走入了片面与偏颇。雅俗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忽略某一面只能带来不良后果。重俗废雅或者重雅废俗，均是走极端，对语言的伤害都是很大的。在传统中国，雅诚然是居于主流，但俗也并不是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大体而言，在传统时代，雅俗之间保持了雅居主流而又雅俗互动共进的良性循环态势。然而不幸的是，受历史上雅总体居于主流的刺激，而现当代人同时又忘却了传统时代雅俗之间还有互动共进的良性循环态势这一面，遂激烈地反其道而行之，仅仅关注"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这一面，使传统时代语言在雅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破裂。这一方面的影响，恐怕汉代王充的思想也是有份的。
我们谈了王充关于"文"的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当然不能概括王充关于"文"的思想的全部，但也基本上反映了王充论"文"的主要方面。总之，王充确实难以具有现当代人所推崇的那样高的思想地位，从王充《论衡》里面说话的情绪就可以知道个大概，王充写文章就像写檄文一样，好像随时都在和人战斗，《论衡》之中各篇似都有一个假想敌，而王充就在与这些假想敌战斗，所以王充的文章似乎是草草拟就的，不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王充在汉代批判得最多的就是所谓的谶纬之文，而这种谶纬之文在汉代刚好是最具有颠覆性的，虽然它带有一点神秘性。王充认为最虚妄从而被他激烈反对与批判的谶纬之士，恰好是汉代最爱批评时政甚至于直接批评君主的知识分子。
我不惮在这里再次引用许倬云教授在《秦汉知识分子》一文中的这段话来阐明我的看法，他说："知识分子，尤其儒生，逐渐在汉代取得了裁决是非的权柄。这一新的情势，使知识分子确实的以为他们可以利用知识的力量改变政治的权力。......由眭弘以后，持灾变议论政事得失，人事当否者，西汉学者追踪而至。......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只有西汉有这种以自然法则的信仰向政权直接挑战的个例。汉代天人感应学说，无疑是欠缺实证的形上学，但其持守者仍自以为是一个知识系统。这批人，今人视之为愚妄之士，在当时仍不失为知识分子，而他们对知识力量信念之挚，却是难得的。"王充要求文章颂圣颂今，而谶纬之文基本上是不称颂的，总是力求从最神秘的"天"出发来批判汉代的政治与社会，所以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王充激烈批判批判汉代社会与政治者，批判批判就等于颂扬，这不仅是理论的逻辑，也是事实本身，所以从宏观的中国思想史角度看，王充从某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以为朝廷歌功颂德来求进求赏的、没有骨气的学者。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
引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观念也没有"进化"到今天的"文学"观念，从整体上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的观念，也还在所谓的广义的"文学"观念的范围内。我们要讲此一时代的"文"论，也必须首先讲此一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情况以便给文论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