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方式，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但实际上，如此严苛的话语之所以产生，除却时代背景，还包括个人恩怨、宗派斗争等潜在动因。我们知道，就在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上交中央之后，文艺界发起了"《红楼梦》研究批判"，周扬、冯雪峰、林默涵、何其芳处于风口浪尖，胡风及其朋友们看到翻盘的机会，展开了对周扬等人的大规模反击，胡风"原本指望借助毛泽东的支持，把周扬他们击败，没料到，形势变化莫测，射出的箭，方向忽变，折向了自己。" 而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对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反批判也是异常尖锐的，几乎将此前他们对胡风的指控全部返还，如果这个意见书被认可，周扬等人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亲历其事的何其芳难免惊魂未定，加之此前他与胡风的个人私怨、周扬们与胡风们的帮派恩仇， 都促使何其芳只能以过当防卫来求取自身平安。
此外，在《保卫党的原则，保卫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1957.8）中，何其芳对丁玲批判也完全超越文艺争鸣而直达政治批判；稍后的《冯雪峰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1957.8），与对胡风的批判如出一辙，同样是定性在先，论证在后。如此批判，表面上是战士、官员的职责全方位压倒了学者的良心与诚实，而暗中却隐藏着各种势力的复杂纠葛与多重较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与人格是多么扭曲，对权力的屈从又达到了何种程度。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何其芳对其他一些人和事的批判则相对理性、平和得多。比如，在《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1954.11）中，他虽然指出"俞平伯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仍然是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有关"自传性质的小说"、"色空观"、"两美合一"以及其他"微言大义"的批驳，仍以学术话语方式为主；既说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上......完全可以确定是受了胡适的影响的，和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又说"他和胡适在政治上是很有区别的：胡适的身体和灵魂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了，而他却在新中国做着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结尾时，何其芳还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只是点到为止，但足以表明自己并未与俞平伯划清界限，并隐约传递出同事的温馨之情与领导的关怀之意。 再比如，对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他更是敢于仗义执言，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完全否定论者照搬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立场和主观主义观点。尽管他的反批评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论色彩，但其中对"文学性"标准以及小说文体特征的坚持，却是难能可贵的。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说，面对现代尤其是当代文学现象，何其芳同样在"官员"与"学者"之间、在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之间摇摆着、矛盾着，不用说，肯定也纠结着、痛苦着。
四
无论是研究古代还是现当代作家与作品，何其芳虽然竭力维持一贯的立场与原则，但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个人身份、宗派斗争以及其他恩恩怨怨，这些福柯所谓的"权力" 因素，使得他有关文学与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出现诸多罅隙、断裂、矛盾之处，这不仅破坏了立场与思想的整体性、一贯性，还使得"何其芳式的诚实"也打了折扣。当然，我们在感叹、惋惜的同时，也应如陈寅恪所倡导的那样，给予"了解之同情"。更何况，正是由于这些权力因素的驱遣，何其芳们在备受压抑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知识，我们才有可能据此认识、了解他们及其所处的时代。这似乎也印证了福柯所说的权力与知识是一种共生关系。
我们已经指出，何其芳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的第一志愿是做一个诗人，并为自己在《预言》、《画梦录》、《夜歌与白天的歌》、《还乡杂记》之后长时间没能写出像样的作品而遗憾与自责。设若，不是生活在如此特殊的年代，何其芳很可能是又一个李商隐、温庭筠、李贺或李煜。阅读《何其芳全集》的过程中，我发现，在好几个地方，他提到自己年轻时所喜爱的文学样式和所追求的创作风格。最先应该是1936年6月在《梦中道路》中，他说：
"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颜色美好的花更需要一个美好的姿态。""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彩色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读一些唐人的绝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我自己的写作也带有这种倾向。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
在《我和散文》（1937.6）中他这样写到：
"在一年以前我已诚实的说'有时我厌弃自己的精致。''因为这种精致'，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评论文章里所说，'当我们从坏处想，只是颓废主义的一种变相。'......我虽不会像一个暴露病患者那样夸示自己的颓废，却也不乏一点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个拘谨的颓废者。"
二十来年之后，在《写诗的经过》（1956.5）中，他再次点出以上两段文字，只不过是以反思、批判的态度说明自己也曾"从中国的某些过于讲究词藻的古典诗词"中"接受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并且认为早年所谓的"精致"，更恰当的称谓应该是"形式主义"。
何其芳不止一次批判过"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这种文学风格或者说创作追求，在很长一段时期是遭到唾弃与否定的，但他并不随波逐流，总是在坚持批判原则的同时，尽力发掘其正面的价值与意义。比如他肯定李贺诗歌中奇特、丰富的想象，认为李商隐诗中的"华丽辞藻是为了构成生动和优美的形象而用的，因此并不显得过分雕琢和堆砌。" 如此辩护，也许受到毛泽东喜欢"三李"之诗的影响，但何其芳早年欣赏"颜色"与"姿态"、追求"颓废"与"精致"的"唯美情结"，很难说不是动因之一。从这种带有反讽与悖论式的行为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何其芳的苦心孤诣：面对这种以文学性、文学正义为指归的"唯美情结"，一方面，他必须公开地予以压制甚至否定，以保证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上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却任其潜滋暗长，以至于不时骚扰、冲击甚至对抗他那并非坚如磐石的正统观念与立场。从抵达延安到去世，在长达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身居学界与官场显耀位置的何其芳，恰如在高空行走钢丝的艺人一样，为了避免跌入学术与政治权力的深谷，只得竭力保持一种即使不算优雅但却必须异常"精致"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