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
文学期刊在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些文学流派、批评流派的形成也与文学期刊有关。在当代中国，政府或政府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同人刊物。但这些刊物仍然有其自身的导向性，在传播文学作品、文学观念等方面居于主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培育、造就了一些文学群体或者批评家群体。在当代诗歌发展中，《诗刊》被认为是诗歌界的"国刊"，它在坚持多元追求的同时，仍然主要张扬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艺术道路，追求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艺术格调。换句话说，《诗刊》追求的是有中心、有主潮的多元。新时期诗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三个理论群落"传统派"、"崛起派"和"上园派"的形成和影响基本上都和《诗刊》有关--其中包括《诗刊》张扬的诗歌观念、举行的诗歌活动和具体的编辑人员。
"上园派"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群落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与《诗刊》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和"传统派"、"崛起派"在观念上的对峙有着密切关系。"传统派"对于诗歌艺术新变的反对(至少是质疑)不利于新诗艺术的发展，但他们对传统艺术经验的重视是值得关注的；"崛起派"对西方艺术经验的重视对于打破封闭、僵化的艺术观念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艺术经验的忽略、对西方艺术经验的过分倚重，也可能带来新诗脱离中国文化与现实的弊端。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派"和"崛起派"之间的讨论。这场讨论在1984年初基本结束之后，迫切需要一些评论家对其进行反思，进一步探讨新诗艺术的基本规律，在两个群体之间架设一道沟通、融合的"桥梁"。"上园派"诗论家就肩负起了这一使命。这其实也是代表国家文学意志和主流意识的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主办的《诗刊》所期待的诗学格局。《诗刊》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实施了这一构想。
"上园派"的出现首先是和《诗刊》举行的两次诗歌活动有关。
根据朱先树的记载，1984年4月8日至28日，诗刊社在北京举办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孙克恒、袁忠岳、叶橹、竹亦青、吕进、陈良运、杨光治、余之、朱子庆，一共9人。开会地点在西直门外北方交通大学旁边的上园饭店。应该说，这个小规模的读书写作会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与会者之间的交流机会也应该是很多的。
1985年12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召集了第2届全国新诗(诗集)评奖的读书班，地点仍在上园饭店。上一次读书写作会中除孙克恒(已故)、竹亦青(已故)、余之3人外，其他人都参加了，此外还有阿红、蒋维扬、古远清、陈绍伟、黄邦君、刘强等参加。大家除了读诗评诗外，也少不了交换对诗坛争论的一些看法。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几个诗歌观念相同或相近的评论家协商，应该在诗坛上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后来被称为"上园派"的诗论群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几乎没有属于"传统派"和"崛起派"核心人物的诗论家。可以看出，组织者对参与人员是进行过挑选的，参与者的诗学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属于当时的"中间派"，也就是各方面(包括官方、刊物、大多数诗人和诗歌读者)都可以接受的人员朱先树是上园派的核心成员之一，在该群体形成之时他是《诗刊》的理论编辑，为上园派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9年10月31日，朱先树应邀参加重庆丰都县委、县政府主办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看丰都"采风活动，笔者曾问他：参加这两次活动的诗论家既没有"传统派"的，也没有"崛起派"的，是不是经过了选择？他说，当然是经过选择的，都是观点比较稳妥、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诗论家。袁忠岳回忆说：当时诗坛刚刚刮过去一阵批三个"崛起"的政治风暴，大家对这种在学术领域搞大批判的做法是不满的；但对"崛起"论中全盘西化的主张也不以为然。在半个多月相处和相互交谈中，大家对于当前诗歌的看法，渐渐有了共识。这就是后来形成上园派的思想基础。......吕进、朱先树、阿红、杨光治、叶橹、朱子庆和我7人共同商量，认为在诗坛互相对立的"崛起"与反"崛起"之外，应该有另外一种声音，这是更能代表多数的第三种声音，即：移植要本土化，继承要现代化。
和另外两个群体"传统派"和"崛起派"一样，这个群体中也是人才济济。古远清说："参加这一群体的不仅有诗论家，还有编辑家、出版家。主要成员有以从事基础理论见长的吕进、袁忠岳，以50年代研究抒情诗著称的叶橹，善写诗话、评论作品高产的阿红，长于对诗坛作全景式观照的朱先树，出版家兼诗论家杨光治。"这个名单中漏列了年纪和其他几位相差较大的年轻诗评家朱子庆，他的论文曾获得《诗刊》优秀论文奖，其名字在吕进主编的《上园谈诗》中被提入过，而且有作品入选。也许是后来朱子庆参加这个群体的活动很少，主要精力也不再专注于诗歌评论，所以后来的有些资料和研究文章基本上不提他。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没有扩大过，但接受或者赞同其观点的人是很多的，其中也包括许多影响不小的诗论家，吴开晋、古远清、张同吾、陈良运等等都可以列名其中。
作为诗歌研究的松散的群体，在这个群落中，实质性地从事研究和诗学观念的相近是对每个人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其中几个人的特殊身份也值得关注。朱先树当时是《诗刊》编委、理论室主任，他不但是诗歌评论家，而且掌握着追求"中和"观念的重要阵地《诗刊》的理论版面；阿红是诗人、诗论家，当时是辽宁的《当代诗歌》主编，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的观念；杨光治是评论家，也是出版家，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为诗歌、诗歌理论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为上园派诗歌理论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截至1991年10月，"上园派"的七位诗论家就有五位在《花城诗歌论丛》中出版了著作，包括阿红的《探索诗的奥秘》、杨光治的《诗艺·诗美·诗魂》、袁忠岳的《缪斯之恋》、吕进的《新诗文体学》、朱先树的《诗歌的流派、创作和发展》。具体可参见朱先树的《诗歌的流派、创作和发展》一书最后附录的《〈花城诗歌论丛〉书目》。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学者的加入，为"上园派"提供了更广泛的学术阵地。
尤其是《诗刊》，它始终代表着诗坛上最主要的、引领主流的声音，"上园派"的诗论家不仅每个人都在《诗刊》上发表论文，张扬自己的诗学主张，而且在1988年，吕进、阿红还应邀为《诗刊》评刊，总结诗歌现象，引导诗坛观念。他们每期选择《诗刊》上的优秀作品或体现出来的某些诗歌现象进行"背对背"的评论，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出来，最终却体现出较为一致的诗学主张。吕进说："被诗界誉为'国刊'的《诗刊》，在1988年出了一个新招：辟《每期漫评》专栏，由我和阿红搞半年的评刊。阿红在东北，我在四川，一北一南，互不通信息，每接到一期《诗刊》，就各自写一篇评论寄往北京，在同期刊出。四川太远，因此，为了不误期，我每次都是用特快专递将文稿邮出的。"吕进在1988年共写了六篇关于《诗刊》的"漫评"，刊发在《诗刊》当年的第3、4、5、6、7、10期上，后以《漫评〈诗刊〉》为总题收入《吕进文存》。这段文字是他为《漫评〈诗刊〉》写的"著者按"，这些文章大有把握诗坛方向、引导诗歌创作的味道。
"上园派"的旗号是1986年在《华夏诗报》上正式亮出来的。袁忠岳回忆说：
后来，朱子庆到广州参加《华夏诗报》的编辑工作，就在该刊总第9期上刊发了其中5个人的文章，加了编者按，简介了"上园派"的来历，原来是因为两次聚会都在上园饭店的缘故。这算是一次公开的集体亮相。
"上园派"诗学主张的集中展示是在吕进编选的《上园谈诗》一书中。该书在1986年初初步编出，1986年8月定稿，1987年9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主体部分包括四个板块，"上园笔会"收入杨光治、袁忠岳、叶橹、朱先树、阿红、朱子庆、吕进的论文9篇；"上园诗评"收入对该群体所认同的诗人的评论文章8篇，这些诗人包括傅天琳、刘湛秋、李钢、张学梦、叶延滨、杨牧、周涛、章德益，论文作者中的吕进、阿红、叶橹、袁忠岳、朱先树属于"上园派"，而张志民、周政保则可以称为该群体的"同路人"；"上园诗论"收入7位学者的诗学研究论文、通信等12篇；"上园诗话"收录阿红、朱子庆、杨光治的短篇诗论(诗话)20则。另有"附录"4篇，分别介绍阿红、袁忠岳、叶橹、杨光治4人在诗歌创作，尤其是诗学研究方面的成绩自1982年出版《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之后，关于吕进或其著作的评论文章就很多。据吕进先生当时透露，该书没有收入有关他的评论文章，是因为还没有人为年纪尚轻的朱子庆写过评论文章，当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关于朱先树及其诗论的评论文章，作为《上园谈诗》编者的吕进就放弃了介绍自己。
在这本论文集中，如果要考察作为诗歌理论群落的"上园派"的诗学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先树撰写的"卷前语"《关于诗的传统与现代追求问题》和吕进撰写的"卷末语"《变革，为了新诗在当代中国的繁荣》。这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展示了"上园派"的诗学观念。朱先树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当今诗坛创作追求五彩缤纷，诗歌观念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本书的作者和所收文章，其思想艺术观点大致有相通处。"可以看出，群体的形态已经基本形成。他还简要概括了这一群体对于诗歌、诗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概括起来说就是，诗是现代的；他面向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生活，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绪，在艺术上创造出适合中国读者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的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宽容一切艺术的追求，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各种艺术存在，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吕进说："入集作品大多曾公开发表过，现在按照一定顺序分集编辑，希望能给读者诸君提供一个学派的整体性印象。"很明显，编者是希望通过这本文集来最终确定一个诗学流派在中国诗坛的出现，同时强化诗坛对这个群体的了解。对于这本书的缘起，吕进进行了简洁但又富于文采的介绍：
这本七人合集的缘起和上园饭店不无关系。1984年春，一个读书会在上园饭店举行。这是一家新建饭店，位于北京的西北角。一年多过去了。1985年隆冬，又一读书会的地址凑巧又是这里。
从第一个读书会到第二个读书会，上园饭店给一群诗评家提供了结识机会。他们虽然大多过去不曾谋面，然而早就熟悉彼此的名字，以文会友，上园饭店的相聚使他们一见如故。
两个读书会的参加者虽然不尽相同，友谊却是相同的，面对面的切磋，北往南来的鸿雁，深化了讨论，也深化了友谊。于是，一个念头应运而生：合出评论集子；于是，又一个念头不谋而合：书名一定得有"上园"二字，以纪念在这家饭店萌生的学术友谊......
这段记述和其他几位当事人的记述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吕进更注重对其内涵的揭示，而不太注意事实本身的描述。但他所谈的仍然是"上园派"形成的过程。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吕进用了三个词组来描述：求实意识、创新意识、多元意识。它们正是"上园派"诗学主张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后来研究"上园派"及其诗论家的文章也大多认同这几个特点。
第一次在专著中对"上园派"进行介绍并评价的是黄子健、佘德银、周晓风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
新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所谓稳健派代表了企图超越崛起派和传统派各自偏颇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方向。在新时期围绕朦胧诗展开的论争中，这一派稍微后起，但人数更多，实力较强，是前两派均所不及的。其中包括诸多诗人和诗论家如沙鸥、公刘、牛汉、刘湛秋、杨匡汉、陈良运、吕进、阿红、杨光治、朱先树、袁忠岳、叶橹、朱子庆等。后七人还因合作出版了《上园谈诗》，明显呈现出"一个学派的整体印象"，被称为"上园诗派"，是稳健派的中坚。该派诗歌理论批评的突出特点是力求平稳，力避片面。"求实、创新、多元"则大体反映了这一派诗论的基本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