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蒋登科所说："吕进的新诗文体理论吸纳古今中外的诗歌文体理论成果，摒弃过去流行的单一的外部研究，而注重对新诗文体的内部规律的探索，注重理论上的正面建构。他不像西方的理论那样，主要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诗歌文体，而是以构成诗歌文体的诸要素为中心，将诗歌置于一个庞大的系统中来考察，涉及诗与散文、诗与时代、诗与表现、诗与诗人等重大课题，探讨它们之间的独特关系。对新诗文体的研究，吕进首先确定的是诗的文体本质与文体位置，他从诗与绘画、音乐等相关艺术门类的比较之中探讨诗的本质，更从诗与非诗文学体裁的比较中探讨诗歌文体的本质。对后者，他主要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视点特征，二是语言方式。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深入考察，使他获得了对诗歌文体的全新认识，确立了他的新诗文体学体系的理论基点。"，从诗本体的角度，以中外诗歌，特别是现代汉语诗歌为对象，将诗的内部研究与外围研究结合、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在某些方面比他的老师有所超越。
在吕进主编的书中，最具理论价值的是《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此课题从基本具备客观性后的新诗的发展历史、新诗里的中外关系、新诗的诗体重建和新诗的传播四个角度，阐明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的众多理论问题。比如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新诗积累了哪些艺术经验，对这些经验如何给予理论的总结与升华；当下的新诗又该怎样转型，新诗的进一步转型又会给文化转型带来什么？这些问题，都进入了该课题的学术视野。
吕进不仅是诗论家，而且是一位诗歌教育家。他和当地前辈诗人于1986年6月一起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国新诗研究所，成为我国诗歌研究的重镇，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出版和主编了不少著作，并主办有《中外诗歌研究》季刊和《中国新诗年鉴(1993-1997)》，还培养了江弱水、王珂、王毅、蒋登科、毛翰等不少新诗研究人才，在从事华文诗学交流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强调实事求是的朱先树
朱先树(1940-)，四川富顺县人。196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为《诗刊》编辑室主任和编委。著有《追寻诗人的脚印》(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诗的基础理论与技巧》(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诗的流派、创作和发展》(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80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年度概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另主编《假如你想做个诗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诗歌美学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自"朦胧诗"论争的帷幕徐徐拉下的时候，朱先树便以自己既不同于"传统派"，也有别于"崛起派"的观点找到了一条新路。《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一种特殊的文学观》以及为吕进编的《上园谈诗》写的代卷前语《关于诗的传统与现代追求问题》，就是他的代表作。他既不趋时，以否定传统为新奇；也不抱残守缺，主张新诗一定要在变革中求生存，超越传统中求发展。在他看来，"诗是现代的，它面向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生活，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绪，在艺术上创造出适合中国读者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宽容一切艺术的追求，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各种艺术存在，促进诗歌的创作繁荣发展"。这些区别于论坛上左邻右舍的观点，使他确立了自己的理论位置。
"上园派"的理论家们追求的是一种既不趋时，也不以"深刻的片面"为荣的哗众取宠的文风。朱先树的文章体现了这一特点。像阐述"关于诗的传统与传统的诗"、"关于诗的现代追求"、"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等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他不靠新名词、新术语唬人，而完全靠细致的说理和剖析去说服读者，使论文无论是在观点主张还是艺术分析上，都给人留下思考的余地。
由于西方各种批评方法的引进和介绍，在我国文坛上长期流行的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乘机完全否定这种批评方法，并将其和庸俗社会学等同起来，或将其视作"锈迹斑斑的武器"。对此，朱先树不为他人的蔑视而放弃能正确揭示诗歌本质的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朱先树仍像过去那样强调诗与现实的关系，但没有把诗与现实关系简单化，认为诗只能对现实作直观反映，而不能作能动反映、变形反映。他认为，"诗人的心灵世界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还有自己独特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几乎是完全属于诗人的内心独白，那些可以看作是个人心曲的唱给自己的歌"，也应该在诗歌创作中占一席地位。因为诗毕竟不是简单的生活反映，而是"生活在诗人心壁的回音"。
另一方面，朱先树反对逃避现实世界，"回到参禅诗的顿悟"，追求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纯诗"。他为传统诗辩护，但没有由此认为白描和直抒是唯一的艺术方法。他使用社会-历史这一批评方法，不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穷尽新诗的奥妙，可以取代其他批评角度，可以囊括心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生态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为了弥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不足，他在努力将社会学批评改造成审美的社会学批评。他评价部分青年诗人的创作，就不仅重视创作思想倾向--"我不相信"的主题辨析，而且分析了青年诗人创作的艺术追求，诸如"意境"和"意象群"问题、"抒情"与"思辨"问题、诗的形象运用和"变形"问题等等。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及《中国当代哲理诗赏析》，进一步说明他是十分重视艺术阐释和形式美分析的。
朱先树虽有理论追求，但比起叶橹来，他的诗美感受力还不够敏锐；比起阿红、杨光治来，略输文采。但他是"上园派"的组织者，其长处在于作宏观透视，他的年度诗评从1980年坚持到1990年，后再没有出现接棒者。他做的这项工作，相当于断代诗史的撰写，有开拓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问题论争以来，负责《诗刊》评论工作的朱先树，一直处在各种浪潮和漩涡的中心。他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议，亲历了一些事件，写过不少创作现象的研究和述评文章，在诗论界代表了一种声音。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他生了一场大病，再加上诗坛也不像过去那么喧嚣，故他对诗坛热点问题的关注有所减弱。即使这样，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新时期主潮诗歌》，仍有相当的理论自觉和深度，对他过去的诗评是一种超越。
杨光治："热潮诗"的鼓吹者
杨光治(1938-)，生于广东花县。1965年毕业于广州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1982年调入花城出版社，先后任诗歌编辑室主任、副社长和编审。著有《野诗谈趣》(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诗艺·诗美·诗魂》(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引你入诗坛》(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论热潮诗及其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另有《情趣诗话》、《唐宋词今译》、《绝妙好词》、《温馨的爱--席慕蓉抒情诗赏析》等。
杨光治的第一本诗评集《诗艺·诗美·诗魂》，有不少篇章是为热爱诗歌、希望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青年作者而写，但也有不少文章是他面对诗坛论争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的发言。
杨光治除了评论诗歌现象、诗人风格外，还对诗的本质、基本创作规律、发展动向及诗的欣赏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古典诗词的普及也作了许多努力，其系列文章《新诗的十年回顾与展望》，获得诗界广泛注意，并在《文学报》引起争鸣。
对于诗歌创作，杨光治向来坚持吸收传统而不泥古，学习"舶来"而不照搬的方针，主张以"我心"、"此时"、"此地"为立足点，"诗为当代中国人而作"。在《平静之后的思考》中，认为躺在传统上睡大觉固然没有出息，而把传统放一把火烧光则是败家子。他反对"任何诗歌都属于一定的阶级"的无"我"之论，同时反对"不屑于作时代精神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唯"我"之论；他反对朦胧到"都是西天玄妙语，凡夫俗子岂能通"的贵族化倾向，但不等于他赞成用大白话写作。
他认为鄙弃"再现"(反映生活)而崇尚"表现"(内心世界)是片面的，因为"表现"与"再现"难以区分，古代西方有过提倡"表现"的理论，我国古代也有提倡"再现"的观点。他这些论述并非没有是非感，而是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对"帮"腔"帮"诗，还在1978年，他就写过《诗园絮语》等一系列大小篇什进行针砭。后来又写了一篇长文，对1979年还在片面强调诗歌创作要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政治路线的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当一些人在花样翻新地鼓吹"纯书面文化"、"非大众文化"即"食洋不化"的倾向时，他更是没吝惜过他的讥弹。无论是从总的倾向看，还是从具体文章看，他总是从诗坛实际情况出发，不曾含含糊糊、朦朦胧胧，而是态度率真、贬褒分明。
杨光治虽然也写过《〈人间词话〉"境界"说寻绎》。那样有深度的论文，但他毕竟不以从事纯理论研究著称。他的诗论面向现实，面向诗歌创作实际。他始终认为："不管美学原则如何发展，研究方向如何更新，诗论的对象始终是诗。"杨光治：《现实·人生·诗的命运》，《星星》，1986年第12期。他这种观点有其针对性。因为在诗歌论坛上，出现了一种脱离诗人创作实际的"宏论"。这种"宏论"，正在把新诗评论变为与诗人诗作、诗歌现象无关的东西。为了和这种"宏论"--尤其是那种根据外国文艺理论著作中的论点而勉强生发出来的观点划清界限，他不爱作纯理论的思辨，而喜欢让理论探讨和创作主体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