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爱做梦，西方人也爱做梦。但东方人和西方人做的梦完全不一样。
2500年前，正是中华民族战火四起时，在鲁国，一位失去父亲的１７岁天才少年又痛失母亲之后，擦干泪水，怀着“学也，禄在其中”的信念，四方求师，不耻下问，终于后来“三十而立”。中年之后的这位先生，在求仕的道路上屡次失败后，便开始了周游列国，时达１４年之久，当他饱受艰辛、倍致窘迫，处处碰壁而终不得志后，有一天他仰天长叹，忽见头顶有一异样之物自由飞翔在蓝天白云间，便对其弟子感叹道：“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会被人们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网。只有一样东西，人们不会控制它，它爱在云里来就来，它爱在风里去就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龙……你们要做就做龙。”
在凄哀与绝望中“望子成龙”的士大夫，告别人世时留下的这一遗训成了千古不朽的民族信仰。
这位一生雄心勃勃，却落得弘愿未遂者，就是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丘孔仲尼。由于他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且“忠君尊王”，以仁为怀，故被后人奉尊为中华民族的大圣贤而流芳至今，虽在他死后2000余年间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两次罹难，但毕竟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小波小澜而已。大圣人留下的“惟此为大，读书是上”，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古老而经典的“圣训”，时至今日仍被亿万国人所崇尚，而我们也到处可见孜孜不倦地在寒窗之下苦读ABC，以求一张大学文凭的狂飚与战争般的赶考热……
从鲁国这位骑马周游四方的圣贤诞生到今日，东方民族这块本是闪闪发光的大地上衍生的龙子龙孙们举目远眺时，却发现反被一个仅仅只有250来年历史的西方大国气焰嚣张地远远甩在后面。
那个国家是谁？难道还有比“学而优则仕”更“优”的梦在激荡着那个奇异的民族？
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梦。这是一个西方人的梦。它的时间仅有250多年，比东方泱泱大国的历史少了20倍，比东方圣人的诞生时间晚了10倍。
这个梦是从英吉利海峡的普利茅斯港出发的，它乘着“五月花号”的小帆船，经过数月的惊涛骇浪，在初冬的一个早晨，抵达一块叫“詹姆斯顿”的北美狭长地带，并开始在那儿插上一面米字旗。后来这面米字旗改成了星条旗，于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合众国，英文简写为USA。从此，“五月花号”的小帆船虽然永远不再启航，但成千上万的“六月花号”、“七月花号”及包括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内的无数帆船与铁船都涌至那块狭长地带，由于越来越多的帆船与铁船涌来，狭长地带不得不渐渐扩张，再扩张，直到可以称霸全球的今天……
这就是被现代人类治国专家们长期崇尚、那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想大声说话的国家的人们无比骄傲的“美国梦”。
“更多更好，永无止境……”起初代表这个简单思想的“美国梦”，后来在《独立宣言》中便化作了这样一些庄严的语句: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
IFWECANDREAMIT，WECANDOIT--在佛罗里达宇航中心的铝合金门上，美国人铭刻下了这句话，它翻译为中文是: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似乎明白了东方人与西方人在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也似乎多少明白了这两个世界为什么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争斗，今天仍然时常表现出互不相让、互不理解的某些原因。
东方人以追求圣贤与完备自己的学问为自己所实现的人生之梦；
西方人以追求无限的个人自由与幸福为自己所实现的人生之梦。
两种梦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
我由此终于明白了上面的问题而不用去解释为什么同是年少或年青的孩子们在一起比较时，我们中国的孩子在计算和学问上总能拿冠夺王，而在实践和创新上美国的孩子总是优先争胜。
东方人总是以自己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自豪；
西方人则把实现今天和明天的美满幸福当作自己的生活准则。
其实，西方人追求的“梦”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出了这样的制度:多党议会、民主国体、崇尚自由--当然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精神张力下的人中便诞生了林肯式的政治家、卡内基式的经济学家和比尔·盖茨式的科学实业家，同时也滋生出了“猫王”式的摇滚巨星、无法抑制的艾滋病蔓延和狂轰滥炸南斯拉夫的称霸嘴脸。
中国人的“学而优则仕”之梦，带给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进步与无数伟人的出现，但同时带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更多的是制度的死板、国体的专制，思想的封闭，还有其它许多许多……
说来也巧，那天在南京采访，朋友们说你写中国高考问题，就不能不到我们南京的夫子庙那个“大考场”看一看。
到了夫子庙，我抬头只见一座四角飞檐、走马腾龙的大阁中央闪出四个金光大字:江南贡院。
中国“第一古考场”就在眼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走了几十所现代学校和高考的考场，我一直在寻觅中国古代的考场是什么样？并想由此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考试国和考试历史最为悠久的今古考试作一比较，以期求得某种关联。我始终认为今天中国的高考之所以到了白热化程度，不会没有一点历史的相关因素。结果如何呢？
在现存最大的中国古“考场”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许多相似之处--
公元１３６８年，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农民领袖，举着起义大旗，横扫黄河两岸，推翻了元朝统治，重建起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明王朝。朱元璋在历代封建皇帝中，可算得上一位明君，为使明王朝江山长治久安，他把选拔人才放在头等大事之上，并在定国大策中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
朱元璋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走过近千余年，前五百年，治国选官，都是以自下而上的选拔和自上而下的赏赐为主要途径。从尧舜禹夏商周的原始社会起，推举和“传子”几乎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的基本模式。当然这过程中也有一些是通过比考选拔出的用人先例。《周礼·地官·乡大夫》中便有这样记载：“三年则大比（考试），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即考试选拔德才兼备者）”。秦汉封建王朝的建立，这种原始选拔人才的方式有了一定改进，但基本形式依旧如故，更加强调了礼贤养士风气，所以这段历史上出现过像“窃符救赵”、“千金市骨”、“完璧归赵”、“毛遂自荐”、“悬梁刺股”等许多经典故事。但真正采用考试方式选官取士则始于公元６０７年的隋朝大业三年。隋炀帝一纸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第一次提出了“科举”二字，这也为中国封建社会“试策”取士治国掀开了值得记载的辉煌一页。从此，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等令普天下读书人目眩眼亮的词汇，便一直流芳延至20世纪。虽然科举录用人才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给那些无官无禄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可以登高攀峰的金梯。
科举考试极其复杂，有乡试、会试、殿试，各朝代的叫法也不尽相同。以明朝为例，乡试系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3年一次。明朝乡试最早主要以南京的国子监为第一考场，后明都迁至北京，故南京的考场就改称为“江南贡院”，且始终是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之日。府、县秀才可参加乡试，录取者称举人。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能进这一级考试者便是俗称的举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考试，状元就是从这一级考试中诞生。殿试的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头名是状元，二名是榜眼，三名叫探花，其余称作进士。有道“连中三元”，即为乡试第一名，又获会试第一名，再获殿试第一名。其实这“连中三元”者太少了，在明代仅有黄观、商辂俩状元中得。“状元”是科举考试金字塔的塔尖，也是旧时读书人的最高境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迦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止，在长达１２８０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先后产生过有名可查的文武状元约１４００来名。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科举时代，谁能中得状元，不仅是所有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塔尖儿人物，更重要的是一般状元都由皇帝亲自封爵颁禄，一旦成为状元，不管你以前家贫如洗，或者沾有什么污垢之名，皇帝的封爵即刻可使你门第升天，苦尽甘来。从旧式的科举考试程序看，能获得状元称号也实属不易，虽然旧制度中常有买卖禄位，一些失意文人又编了许多像“陈世美”这样被人贬骂的忘恩负义的坏状元，但百姓心目中还有像吕蒙这样的刻苦攻读、终成大器的好状元。无论如何，状元作为读书人考试能获得的最高境界，已成为一种“考试文化”深植于民族与民心，要不今天我们怎把考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甚至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学生总美誉为“状元”呢？
我虽不知自古以来的状元是否真有滥竽充数者，但我从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两位考上状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咸丰六年考上状元的翁同和，他做了两朝清皇帝的老师，中国最早举起开放门户大旗的就是他，他鼓动光绪皇帝与腐朽没落的慈禧太后斗争，100多年前揭竿而起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运动”，使这位状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为称翁同和是“维新第一师”。另一位便是光绪二十年考上状元的张謇，从这位“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立竿见影，疗治古国千年沉疴，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者身上，我感觉到了状元的力量与智慧，状元的胸怀与追求。也许正是从他们身上，自古人们对那些不甘落后，不畏艰难，努力苦学，勇于进取并获得最大成功者的“状元”们总是给予褒奖。
天下读书人以当状元为荣，本身并不为过，问题是状元的产生过程让人感到心惊，又让人感到恐惧。
南京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最初仅供县、府学子考试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此处集乡试、会试于一地。到清代，江南贡院发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间，苏皖分建两省，而两省政治、军事仍旧一体，乡试也沿袭明制，故此地一直成为全国云集学子考试的最大场所。我虽未能看到古考场“江南贡院”当年恢宏的原貌，但当我见到这座位于金陵东南隅风水宝地的古考场遗址和博物馆时，仍心潮澎湃，因为仅清朝２６７年间，江南贡院里就诞生了５８位大状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画坛怪杰郑板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处挥汗考中秀才、举人和进士。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看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舍”多达２０６４４间之多！那号舍外墙高约八尺，门高六尺，宽刚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号舍长短不等，多则为百间，少则也有几十间，前排与后排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个考场就像一排排猪圈鸟笼式的建筑，旧称“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白天饮水使用。号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墙，只有朝南一面是出入处和考试见得的光亮。号内有一块能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张坐凳，考生晚上睡觉时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铺，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进一步后，从此一直到考完才能离开号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相传有一位才华横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为没有占据好一些的号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粪号”，结果几天下来，被粪桶熏得昏头转向，无法考试，还差点闹出人命。有史料记载，由于号舍管理杂乱，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受不了号舍之苦，用烛签自刺身亡或悬梁自尽。至于考场的一条条规矩，更是名目繁多，且严厉之极，是我们现代人闻所未闻。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似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文光未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这是清嘉庆年间文士缪仙所记述乡试感受的一首长诗中的片段，读后仿佛能亲身感受旧考场上那种“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两字误煞人”的辛酸场景以及能获得“一路连科”的来之不易。江南乡试，各科应试学子多达２万余人，但能够录取的只有100多名，其比例仅为2００∶１，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成功率难上几十倍，多数久困场屋，备尝艰辛的学子，最后只能名落孙山，折桂无望。但科举考试毕竟又是读书人通向光宗耀祖、改变命运之路，同时也是证明个人才学实力的机会，所以像《范进中举》中描写的一直考到七八十岁的人不足为怪。郑板桥从２３岁考上秀才到４０岁中举人，前后历经１７年之久，比我们现在考博士要艰辛得多。而许多名流学士还连秀才进士都没有考取，当然有人本来就对八股文不感兴趣，旧科举考试的艰难可见一斑。
当历史车轮滚滚而至20世纪初，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上书：“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奏折后来到了慈禧手中，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无力抵抗时局变化，便顺水推舟，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诏书全国：“……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此诏书一经传下，预示中国长达１３００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结束。１９０３年江南贡院乡试后得头元的刘春霖，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