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正式开埠，上海才像一个暴发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松江府上海县，摇身一变，成为东亚大亨。到了192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崛起，商贸繁荣，人气日益旺盛，以洗浴业等为代表的服务业越来越发达，有据可查的浴池就有39家，其中不乏高档次的美式淋浴、日式浴、芬兰浴和土耳其浴。爱多亚路温泉浴池开创蒸汽浴、药浴，以硫黄水淋浴治疗皮肤病，成为许多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所在。
那天夜里，郑益庵等人受到王亚樵的训斥，深感羞愧。经过一番商量，他们觉得，“蝈蝈”能跑善跳，在警察厅门口守株待兔，难以奏效。于是，他们就花重金，从淞沪警察厅里买通内线，得知徐国梁有一个周末洗澡的习惯。当年，徐国梁年近五十，正是四十如狼、五十赛虎的年纪。利用星期六，洗得干干净净的，无论是回家与夫人温存，还是到外面寻花问柳，都在情理之中。因此，郑益庵就把弟兄们撒了出去，在上海滩每家高档浴池门口“蹲坑”，1923年11月10日下午3时许，他们终于在爱多亚路温泉浴池附近发现了徐国梁的踪影：他的德国迈巴赫牌豪华专车，车牌号是1165。
5点多钟，温泉浴池门前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一个小商贩挎着竹篮，里面装着纸烟、瓜子、花生，刚进门，就被浴池内的伙计赶了出来：“侬瞎眼了？没看看这是啥子地方？想进就能随便进吗？乡巴佬，快滚！”小商贩一边点头赔不是，一边把头上的旧礼帽摘下来，攥在手中，退出门外。
6时许，杨子金叼了一支香烟，出了浴池门，朝四周机警地看了一遍：人来人往，犹如往常。小商贩在马路上晃荡，擦皮鞋的蹲在角落里忙乎，一家商店外面，有个矮个子男人斜倚橱窗，借着灯光在翻当天的晚报……
“老板，买包烟吧！”小商贩热情地招呼道。
“去去去，离这里远一些！”杨子金摆摆手，心想：这些外地商贩，就像苍蝇似的，无孔不入，真讨厌。
杨子金吐掉嘴里的香烟，转身进了浴池。烟蒂还在不停地冒烟。一个瘪三眼疾腿快，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捡起来大吸一口，然后，看了看烟卷上的商标，眯缝着眼睛，得意走开……
6时10分，严瑞卿手握着车钥匙，出了大门，一路小跑地走向防弹轿车。接着，徐国梁走了出来，满面红扑扑的，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后面，跟着贴身保镖杨子金。杨子金的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小崇明，怎么一回事？”徐国梁问道。——严瑞卿是崇明岛人，绰号“小崇明”。
严瑞卿还在用钥匙开锁：“不知道，打不开啦。”
“笨蛋，连这个都不会。”徐国梁掐着腰，显得有些扫兴。
“我来试试。”杨子金把手枪往枪套里一插，就过去帮忙。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挎竹篮的乡下男人神不知、鬼不觉，溜到徐国梁身后，左手提篮，右手伸到篮底，对准他的腰部，“砰”的一枪，随即，扔掉篮子，转身就跑。
“啊”的一声，徐国梁趴在轿车上。
杨子金、严瑞卿毫无思想准备，看见一个人拼命地沿云南路（今云南中路）向北朝着英租界狂奔，便不约而同地追了上去。
擦鞋匠从对面马路冲了过来，对准趴在轿车上大喘气的徐国梁的头部，又是一枪。徐国梁四仰八叉，瘫在地上……
枪声一响，平静的爱多亚路仿佛蜜蜂炸窝，男喊女叫乱了套。行人们生怕被流弹误伤，纷纷钻入商店、旅社、银行，躲避起来。
杨子金、严瑞卿紧紧咬住小商贩不放。
“小商贩”郑益庵边跑边朝后放枪，一颗子弹仿佛长了眼睛，正中杨子金的头部。
严瑞卿顾不得同伴，边追边吆喝：“抓强盗，快抓强盗！”
云南路口正有一个荷枪值勤的“红头阿三”，闻声冲了过来。
郑益庵见势不妙，扔掉空枪，马上左转身，朝西奔向北海路，过了申江大戏院（北海路25号，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影视剧场），直奔泥城浜路，在泥城浜路上的远东饭店（今西藏中路90号），被众巡捕抓获。
擦皮鞋的是朱善元。打完射向徐国梁的致命一枪，他非常机智地朝着人多的地方跑去，混入人群后，边跑边扔掉手枪、外衣，然后，就势钻进了一家大的百货公司……
那个看晚报者，就是去现场观察暗杀结果的王亚樵。他见行刺成功，就机警地跑进附近的另外一家浴池，脱光衣服，混入浴客中。冲了个澡，换上事先备好的衣服，坦然回家。
负责接应的何守鼎、吴鼎九、胡抱一等人，没有候到郑益庵、朱善元，就从不同方向跑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