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调元大难不死，却惊得一身冷汗。“王亚樵？又是这个亡命之徒！”陈调元直喘粗气，仿佛一条牛鞭上扎了长针的公牛，恨不能马上抓到他，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但是，经过反复考虑，他觉得自己在安徽得罪人太多，安徽人认死理，又抱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谁知道他的子弹何时、何地飞过来？作为军人，与人当面锣、对面鼓，真刀真枪地拼命，他不怕；怕就怕这样的牛皮苍蝇。看不见、摸不着，像幽灵一样，闹得人心神不宁。犯不着啊犯不着。即使把他抓住了，枪毙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要是逼急眼，狗急跳墙，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老婆、孩子，怎么办？考虑再三，他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不必贪心。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对于陈调元，蒋介石深为器重。虽然他是军阀出身，归顺较晚，但是，他不仅仅曾做过时下爱将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的军校老师，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毕恭毕敬，毫无二心。而且，逢年过节，都到府上拜访，送来丰厚的礼金……当时，蒋介石正在与“把兄弟”冯玉祥闹得不可开交。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战场指挥水平并不高，却善于利用高官厚禄分化、瓦解敌人阵营，让其不攻自破。他利用方振武（时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与冯玉祥就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的矛盾，派遣亲信前去秘密策反。接到陈调元的辞职书，蒋介石顺水推舟，把陈调元调往他的发迹地——山东担任省政府主席，将腾出来的位置赏给了方振武。陈调元、方振武皆大欢喜。1929年4月，方振武将自己的部队拉回安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部队改归蒋介石指挥。
在湖州八雀寺练兵时，方振武就是王亚樵的得力部下，这次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王亚樵又是驱陈功臣，所以，到任不久，方振武就投桃报李。因为王亚樵树大招风，不为蒋介石所容，方振武不能直接请他出山，而是拿出几个肥差，让他安排手下。洪耀斗出任全和厘金局（设在各个水陆交通要道，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张文农出任明光凤凰井厘金局局长，朱雁秋出任盐河厘金局局长，杜墨林出任芜湖湾址厘金局局长。洪耀斗、张文农诚实守信，忠于组织，前后向王亚樵解交税款10万元，而朱雁秋、杜墨林则见利忘义，截留税款，大肆挥霍。朱雁秋还在安庆小东门石家塘一号盖了一幢别墅，名为“雁庐”。王亚樵看清了朱雁秋、杜墨林的真面目，从此不再搭理他俩。十分搞笑的是，1933年，“刺杀宋子文未遂案”中，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将朱雁秋、杜墨林作为王亚樵的骨干分子，分别在安庆、临淮关枪杀。朱雁秋、杜墨林做了替罪羊，真有些死不瞑目啊。
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王亚樵一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租了一套带院门楼房，安顿下来。院门左右两扇，平常关闭。自己人都懂得暗号，敲左边的门，先敲三下，中敲两下，再敲三下。
王淑英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信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情。那个时候，女儿王继仁、儿子王继哲已经开始读书，小叔子王述樵正在读私立上海法科大学，家务事全由王淑英一手打理。王述樵比王亚樵小19岁，王亚樵特别喜欢他，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供他读书，但一般不让他参加自己的组织活动。因为，他深知自己干的是冒险行当，随时都可能坐牢、杀头，二老的后事，全要依靠弟弟。当时，著名律师沈钧儒在上海法科大学担任教务长，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与王亚樵称兄道弟，亲自辅导王述樵学习法律。
民国时期，还存在着一夫多妻现象。1917年秋天，王亚樵迎娶王亚瑛为二房。王亚瑛自幼习武，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胆识过人，深为王亚樵所喜爱和信赖，唯一不足，就是不能生育。王亚樵已经有儿有女，不在乎这些，但父母的思想里还残存着多子多福观念，见大儿媳只生了一男（继哲）二女（继仁、继惠），就自作主张，于1929年4月，又给王亚樵娶邻县安徽全椒人李淑贞，做他的第三夫人。李淑贞娇小可爱，皮肤黝黑，性情贤惠。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王继辅。三房夫人，分三处居住，相安无事。“狡兔三窟”，也挺符合王亚樵的冒险生涯。
但是，王亚樵是个负责任的丈夫，“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他十分体谅、尊重原配，经常回到王淑英的身边，检查一下儿女的作业，带他们上公园玩玩。不久，李淑贞身患急病去世，王继辅被送到王淑英身边。王淑英视为己出，精心养育。上小学之后，由于王述樵与龚淑婉婚后多年无儿无女，王亚樵做主，把王继辅过继给了王述樵。王述樵已是执业律师，在黄浦区静室庵路（今静修路）六十四弄10号小楼居住。那天，王继辅被王述樵开车接走的时候，王淑英给他换了全身的新衣服，搂住他，眼睛都哭肿了，恋恋不舍地嘱咐：“孩子，你要是想大妈了，就回来看看，住上几天。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惹你爸爸、妈妈生气。”
王亚樵还是个孝子，逢年过节，都让弟弟王述樵跑腿，到邮政局去给自己和三房妻子的父母分别寄去一些钱。钱多多寄，钱少少寄，自己兜里没有钱，借钱也要按时寄出。他的这份孝心，让妻子们十分感激。
那段日子，对于王亚樵来说，是难得的一段清闲时光。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上海劳工总会的建设上，每天，不是到龙华枫林桥工会总部开会，就是到各个分会检查、了解情况，晚上与寓居上海的安徽名流柏文蔚、常恒芳、李国凤等人喝酒、聊天、打麻将……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王亚樵正在大房王淑英的后院子里教继哲打猴拳，他的动作猴模猴样，神态毕现，把继哲逗得哈哈大笑。
王亚樵转过脸，训斥道：“别笑！好好学！多学几招好防身。”
继哲历来害怕父亲，就咬紧嘴唇忍住笑，抬腿猫腰伸胳臂，跟着比画。
“爸，爹爹、奶奶来了！”继仁跑了过来，招呼道。安徽中部地区与别的地方称呼不同，对父亲之父，不叫爷爷，而称作爹爹。
王亚樵收了拳，擦了把汗水。
继仁、继哲手牵手，赶紧就往楼上跑。
“俺伯、俺妈，路上辛苦啦。”见了面，王亚樵热情地打招呼。家乡的称呼叫惯了，王亚樵从未想过换成城市的叫法。
王荫堂、王梅氏洗完脸，正在喝着大儿媳沏的六安瓜片。
“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你们都把家给忘了，我们也不想你们，就是想孙女、孙子，过来看看……”王梅氏朗声接话。王荫堂嘿嘿笑了笑，“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家里的事，都是王梅氏说了算，王荫堂憨厚，落了个省心。
王亚樵掏出“三炮台”香烟，递给父亲。王荫堂摆摆手，依旧抽自己的旱烟：“纸烟我不习惯。”王亚樵硬塞给他一支。他接过来，习惯性地夹在右边的耳朵上。
王亚樵一边与父母叙家常，一边吩咐帮助管家的何守鼎，说：“兄弟，你去买些酒菜，晚上，我俩陪二老好好喝几盅。”何守鼎点点头，与两位老人打了声招呼，就挎着竹篮子出了门。
何守鼎三代单传，王亚樵不忍心他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担心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何家的列祖列宗。近来，他把家交给忠厚、勤快、细致的何守鼎。作为大管家，里里外外，王亚樵不便张罗的事，全请他出面。
几个人正说着话，郑抱真进来了。都是家乡人，以前就认识，郑抱真快步向前，与二老拉拉手，聊了一些家常话，然后，在王亚樵耳边嘀咕了几句，王亚樵说：“不碍事，都是自己人。你领他进来吧。”
郑抱真拔腿出门。
王亚樵欠起身子，把父亲耳朵上夹的香烟摘下来，放进他的手里。
过了十来分钟，郑抱真领着一个又瘦又矮的小伙子进来。瘦小伙子一见屋里有外人，满面羞红，又不知道如何称呼，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小泥鳅，别紧张，有啥困难只管跟我讲。”王亚樵和气地说。
“小泥鳅”是浙江人，为人乖巧、伶俐，在郑抱真手下跑腿，深得信任。由于上海的社情复杂，工人中的人员也很复杂，为安全起见，王亚樵平时不与一般工人直接接触，而是委任郑抱真、朱大刚等亲信为联络员，遇到必须见面要他处理的事情，经过联络员把关、王亚樵批准，才可以领着来见。
“小泥鳅”低着头，看了看郑抱真；郑抱真点点头，鼓励他说话。于是，“小泥鳅”带着哭腔，把父母在乡间生病，自己无力寄钱回去尽孝心的难处说了一番。
王亚樵与郑抱真对了一下眼色，就进了里屋，从床底下掏出一个柳条箱子，里面全是整钱兑换的一元一元的零钞，以备工人兄弟不时之需。他抓出6元，走了出来，交给“小泥鳅”，说：“治病要紧。你先拿着，赶紧寄回去。如果不够，再来找我。”
“小泥鳅”接过钱，鞠躬感谢，就与郑抱真一同告辞了。
当天晚上，王亚樵高兴，陪同父母喝到深夜才休息。次日上午，他对父母说：“二老这次到上海，暂时就别回去了，多住一些日子，享几天清福。我让述樵陪你们逛逛外滩，转转城隍庙，散散心。我这几天还有一件急事需要处理，等忙乎完了，我再过来陪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随时让述樵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