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1年，中举。1902年，与广州名门之女陈淑子结婚，住在德宣东路（今东风东路）太华坊莘桂里1号。陈淑子的哥哥陈融 也是一个才子，书法、诗赋颇为知名。其后，胡汉民两度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员，又由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在担任《民报》主编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汉民”，意思是“誓做大汉之民，不做满清顺民”，并与康、梁保皇派展开了激烈论战；曾参加黄冈起义和镇南关起义。
1911年11月，广东独立，他被推举为都督；12月，随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1912年4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再任广东都督。1913年6月，被袁世凯免去都督职务；“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继续进行反袁斗争。1914年5月，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6月，奉命联络西南实力派，为发动护法运动做准备。1921年，任国民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胡汉民子女有三。长女胡木兰、儿子胡弘达（大哥胡清瑞之子，过继给他做嗣子）和养女胡绮霞。其中，胡木兰少年就投身反清革命，曾任北伐女子队队长，曾留学苏联；民国时，跻身“十大标准女人”行列。
1925年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凯遇刺身亡。由于嫌疑犯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两人关系密切，胡汉民成为怀疑对象，家里受到清查。胡汉民自感“无地安身”，来到蒋介石家，随后转移到黄埔军校，并被看管起来。蒋介石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9月22日，胡汉民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实际上是被流放国外。站在船首，迎着海风，胡汉民感慨万千，信口吟道：
稚子牵衣上远航，
送行无赖是秋光；
看云遮处山仍好，
待月来时夜渐凉。
去国屈原未憔悴，
鸩人叔子太荒唐；
浮屠三宿吾知戒，
不薄他乡爱故乡。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在政治报告中，汪精卫对胡汉民与廖案的关系作了特别说明：“胡毅生被党军到宅逮捕时，他对士兵诡说毅生现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士兵受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机逃跑了。胡汉民同志知道有些意外之变，非常痛心，因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来听他的话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于外间对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在胡汉民未到会的情况下，经过选举，他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工人部长。4月29日，胡汉民回到广州，受到热烈欢迎。
胡汉民才华横溢，革命意志坚定，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公开评价说：“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胡汉民担任第一任立法院院长。立法院的职责主要是负责议决法律、预算、大赦、宣战、媾和及其他重大国际事项。立法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蒋介石主张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在“军权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有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只于人民有害”。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因此，胡汉民与蒋介石大唱对台戏，党治、法治之争愈演愈烈。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一身正气的老革命，却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
从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对胡汉民的不满日甚一日。2月9日，他在日记中说：“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饮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次日，又写道：“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到了25日，更是怒不可遏：“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尔廷（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
26日，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给胡汉民发了个请柬，邀请他在两天后，到三元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共进晚餐，请柬后面，还特意附有菜单一张，广东名菜烤乳猪、白云猪手、龙虎斗等，格外丰盛。
28日夜晚，胡汉民开了一天会议，头昏脑涨，抱着杯酒释前嫌的愿望，乘坐专车来到总司令部，卫士被谢绝入内，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把他请进了一间包厢。胡汉民进屋，只见中央摆放着一张大餐桌，已经摆好各式菜肴，一大盘“龙虎斗”香气袭人。不过，见多识广的胡汉民看了这道名菜，心里顿生不祥之兆：那只老虎（即猫）张开大口，将龙头（即蛇头）紧紧地咬住。桌子上，躺着蒋介石致胡汉民的一封亲笔信……
接下来的事情，充分证明了他的第六感觉。在《汤山被囚始末》中，胡汉民回忆说：
大概到12点钟，介石来了，随着十几名卫士，他一入来，卫士统统站在门外，王世和戎装持枪跟了进来。介石坐在我对面，王世和也不客气，居然按着枪坐在我和介石旁边的一张椅子上。高凌百、吴思豫两人，有时坐一会儿，有时出去走一走，我也不理他。
“你近来有病吗？”我问介石。
介石说：“没有病。”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我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但你何所据而云然？你应该明白告诉我。”介石不作声。
“陈、温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包庇他们？我不认识温建刚，民国十六年你找他做南京公安局长，你又扣留他，以后我又没有看见他，何从包庇？一天，立夫对我说，建刚很可怜，人实无他，不如帮帮他忙。说到包庇温建刚，还不如去问问立夫，而且陈、温是什么人，无权无勇，纵使包庇他，又成了罪案吗？”
“胡先生不知道，温建刚是要打死我的呢，我在上海几乎被刺，便是温建刚搅的。”介石想了一会儿，支吾地回答。
“立夫知道吗？”我问。
“立夫怎么会知道？”介石答。
“那你糊涂了。你为什么不告诉立夫？还任立夫去帮他忙。”我说。介石又不作声。
迟一会儿，才说：“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呢。”
这句话，我不听则已，一听，就动了我的真气。我便严厉地问：“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吗？你的约法给我反对了吗？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约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依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不依总理遗教来开国民会议，可以冒牌算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吗？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的话，有谁说我不合总理的遗教？我说总理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但没有说国民会议当编订约法，关于约法并不是我个人反对，稚晖、季陶、亮畴和你，又何尝赞同。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即使是我首倡，但也附和了，既经成为党的决议，便不是我个人的主张。再退一步说，你前四天，不还是赞同不要约法吗？何以你今日又变卦了，到底是今是而昨非，抑或是昨是而今非？”
接着我又说：“人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毁坏；自己不毁坏，没有人可以代替毁坏。自己毁坏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补好，这是我创造的格言。这句格言，可以用之于你，也可以用之于我，甚至可以用之于世界人人。去年组庵在时，我已经说过不干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介石即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为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甚，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一面说，一面拍胸脯。介石向来擅长发誓，我笑笑不作声。
介石走后，这一晚，我没有睡，第二天早上，便写了一封辞职书，内容很简单，只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
就在29日上午9时，由吴思豫、邵元冲等以十余兵警，送我到汤山……
蒋介石的荒唐之举，毫无悬念地受到各派反蒋势力的口诛笔伐。
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干出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随后，又接连发表文电，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及“恢复民主集权制”号召反蒋派系联合起来。
4月30日，古应芬、林森等四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
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立即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5月21日，孙科与唐绍仪、许崇智、陈友仁等秘密离开上海，在香港与汪精卫、白崇禧等商议成立西南反蒋阵线问题。他说：“蒋不是寻常老鼠，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则全国皆亡不可！”汪精卫则表示了与胡汉民言归于好、同舟共济的决心：“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5月27日，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5月28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与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宣言》指出：“蒋中正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施行于党则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施行于政则民主势力受到摧残。”并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随后，非常会议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同时，组建了由陈济棠为总司令、缪培南为参谋长的第一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的第二集团军。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着不慎，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再次出现了宁（南京）粤（广东）两个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两个军委会的对峙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