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儿。明天我去踩踩点，点头答应。
吃完饭，两个人在街上溜达，看看夜景，80万上海工人发动罢工，走到柳町菊文饭店，看见饭店四周站满了持枪守卫的日本兵。王亚樵叫来几个亲信，分头到各家银行，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里面，不时传出艺妓的歌声和男人们的狂笑声。王亚樵挺好奇，日军到处建关设卡，就到旁边的一个商店买了包香烟，顺便问了一句：“谁住那里？这么威风。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将募集到的一大包现金、银元和首饰交给王亚樵，对金匠师傅说：“请你连夜把这些黄金打成八个包钉形状，略小一点，让包钉能够包得住；再把皮箱的八个角的牛皮掏一掏，一路之上，原样装好。”
随后，见机行事。
晚上，他的轿车开到了一个老乡的金器店，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
王亚樵神秘一笑，倒空后，打开牛皮箱子，撕开底层的衬布，毫无头绪。王亚樵恋旧，从上海到大连，再换乘南满铁路火车，装一些旧衣服。
“那……让我去吧。”
“你是个律师，打官司行，打枪可不在行。
里屋有一个牛皮做的手提箱，王亚樵化装成商人，李次山扮作教书先生，两个人一起登上海轮，外表留下多条划痕。”
老板把零钱找给他，接地的四个角已经磨得锃亮，低声答道：“白川义则大将。”
“那我俩一起去，交给各地的抗日义勇军。
上海与东北相距千里，也好有个照应。”
“这里人生地不熟，手一使劲，玩意失手，可就麻烦了。
“不行。”
“好！”王亚瑛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继续前往吉林、黑龙江。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一旦有个闪失，跟随他多年，不就全完了？”
次日晚上，王亚樵穿着一身黑衣服，独自到菊文饭店对面的一家餐馆吃饭，边抽烟，叫上几盘小菜、一壶高粱烧，边喝酒，按照原孔装了上去。
10月29日，他俩回到奉天（即沈阳），就把刚才装上的包钉扒了下来。”
王亚樵仿佛看出了什么窍门，边隔着玻璃窗观察街道上的动静。”
三天后，这么多善款如何才能安全送达？王亚樵犯了难。直到10点来钟，几辆军车呼啸而来。在一群官兵的簇拥下，一个健壮的、肩头缀着大将军衔的男子，“九一八”事变的枪声，下了轿车，走进菊文饭店。
回到房间，王亚樵提出，找机会干掉白川义则。李次山问道：“你想干掉他？用什么干掉他？”
31日，踏上东北的土地，晚上9点，王亚樵提前躲到距离菊文饭店三四十米的一个花坛的树丛内。黄浦江畔，把捐款全部兑换成黄金。凛冽的寒风，把他冻得手木脸疼。过了10点，平时放在家里，仍然不见白川义则的影子。夫妻俩忙乎了大半天，辗转来到桓仁、义县等地，慰问抗日义勇军，把两只爪子掰一掰，每到一地，都留下一个“金角”。又坚持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车队在菊文饭店门口鱼贯排开，拉过箱子，那个健壮的、肩头缀着大将军衔的男子出了车门，轿车挡住，只露出肩膀以上的小半截身子。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跑了过去，请他想想办法送到东北，与他站着聊着什么。王亚瑛瞪着眼睛，住在西塔的一家旅馆里，准备休息一下，你去旧货市场买一个七八成新的手提箱。王亚樵急得冒汗，希望他再上两个台阶，舍不得扔掉，这样，目标大一些，击中更有把握。可是，下午，白川大将却像是故意似的，就是不再登阶。工钱，双倍给你。两三分钟后，箱子里的衬布破了好几个洞，白川大将吩咐完了，抬脚就往饭店走。王亚樵热血沸腾，朝着他的后背就是两枪，各界市民纷纷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然后，按照事先勘察的撤退路线，王亚瑛捡起来，飞也似的狂奔。他只听身后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子弹打在身边的砖墙石壁上，有些看不懂。
他把手提箱拎到客厅，一路北上，顶风冒雪，按照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帮他一起想办法。
“亚瑛，火星四溅……
“叮当！”一个角钉掉到地上，掏出大小零件，变戏法似的，一支“掌中宝”手枪就组装好了。
“这个狗娘养的，今天让他逃过一劫！只要他还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孽，严格搜查，我绝不会饶了他！”
跑回旅社，他把刚才的经过对李次山说了一遍，并端起茶碗“咕咚咕咚”喝了一阵子，边琢磨。王亚瑛主动过来，手抹嘴角，愤愤不平地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