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8日，正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小年”，家家户户忙于打扫室内卫生，清洗锅碗瓢盆，糊花窗，贴年画，熬制芝麻糖。虽然是在大上海，当地的市民不怎么讲究这些，王梅氏还是按照家乡的老风俗，在灶王爷面前摆上几个白瓷盘子，上面放进了麻球、糖瓜、蜜枣、鸡蛋等供品，将糖稀抹在灶王爷的嘴上，点燃三支香，自言自语地祷告，嘱咐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继哲在奶奶身边跑来跑去，念着民谣：“二十三，祭罢灶，小孩拍手哈哈笑。再过五六天，大年就来到。辟邪盒，耍核桃，滴滴点点两声炮。五子登科乒乓响，起火升得比天高。”
自从丈夫去年病逝，王梅氏的精神大不如从前，饭量小了，记忆差了，睡觉少了，对儿女更加牵挂了。近一个月，大儿子王亚樵没有露面，她想得不得了，整日牵肠挂肚，有事没事就念叨。王述樵倒是经常过来探望。但小儿子是小儿子，大儿子是大儿子，小儿子替代不了大儿子。述樵告诉她：“近来风声紧，特务到处抓他，大哥不便外出。”事实上，王亚樵在拉都路的住所，王述樵的马浪路（今马当路）鸿泉里二号律师事务所，四周都已布满了暗探。
王梅氏知道王亚樵专跟坏蛋斗，干的是正经事，危险性很大。她没办法说服他金盆洗手，也没办法停止对他的思念。她拉着小儿子的手，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
王亚樵听了弟弟的介绍，心里也很难过。母子连心啊。他想，再不让母亲见上一面，她老人家要是焦虑成病，麻烦更大。于是，他就与亚瑛商量，最后决定，利用“小年”之机，乘特务们放松警惕，让弟弟开车，当天晚上，把她拉到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在刘志陆公馆母子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