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发迹后，江山人精于算计、善于驾驭人的能力在他身上显露出来。军统局里，尽管江山籍的特工很多，可在危险的岗位上，多半还是由其他省籍的人担任。在他的大牌特工中，有四个干将，俗称军统“四大金刚”，能力超群，出生入死，甘效犬马之劳，为军统历史书写传奇的一页。他们都不是江山人，却与戴笠有着天高地厚的情谊。戴笠如何利用恩威并重的“家法”，让他们为他效力呢？可以说，戴笠颇具独特的笼络方式，尽显江山人的精明……
“替身金刚”的归宿
在“四大金刚”中，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后留学日本，获取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1915年时他担任浙江高等监察厅厅长、驻外使馆秘书。可是，他却加入军统，成为戴笠的手下一员大将。抗战初期，这个东北籍人与一群爱国青年学生结拜为十兄弟，成立抗日锄奸团，专门针对日伪上层人士开展暗杀。曾任督军张敬尧、“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箫等卖国贼全都死在他组织的暗杀团枪口下，一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对于这么个“腕儿”，戴笠另眼相待，不仅寄予厚望，还有心与王天木结成儿女亲家。王天木女儿长相漂亮，而且受到很好的教育，戴笠几次见到她，甚是喜欢；王天木也有意巴结戴笠，想把女儿许配给戴笠的独生子戴善武，戴笠欣然同意。后来，因戴善武心高气傲，没有看上姑娘，坚持要自由恋爱，这门亲事自然未成，戴笠因此事对儿子耿耿于怀。戴笠与王天木之间的关系，比军统中其他江山籍的人要密切得多。王天木的妻子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为干姐妹，这也让戴笠插手东北提供了便利条件。
王天木与戴笠长相肖像，虽然两个人口音有异，但是长相、气质、身高与五官上，极像亲兄弟。
王天木具有北方人的直爽、守口如瓶的性格，敢于为长官承担责任，深得戴笠的看重。况且军统从事的特工专业，真可以说“搬着石头过河”，很多人执行特工任务没有经验，摸索着来。王天木向戴笠提出了很多建议，深得戴笠赏识。王天木担任华北站军统负责人时，平津地区的情报网络全由他负责布置与掌握，他精明能干，华北区的成就突出。当时华北地区政局不稳，总有汉奸出来闹独立，但是王天木掌控局势游刃有余，较稳妥地处置一批汉奸，对日伪人员震慑很大。但他手下的特务有的是地痞流氓出身，致使军统在百姓心里形象很差，简直如一群黑道恶魔。1934年初，北平站的特工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小孙女绑架了，意欲勒索10万元！军统特工为什么有那么大胆量？原来，靠张作霖起家的汤玉麟虽然身为热河省主席，任人唯亲，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早就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了，只是碍着张学良的面子，并没有撤他的职罢了。军统北平站的特工发现，只要把汤玉麟的宝贝孙女绑架了，他会肯花钱赎的。
果然，他们把汤玉麟的宝贝孙女绑架后，令这个守财奴焦急万分，经过讨价还价，减免一半，以五万元赎金成交，才放回他的孙女，王天木从中也捞到了好处。事后，汤玉麟发觉是军统人干的，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蒋介石立即责成戴笠查办此事。其实这件事一出现，戴笠就知道是王天木一伙所为，当时军统经费紧张，基层的站更是捉襟见肘，戴笠责成王天木办这个案子，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因为热河事变，日军侵占热河，汤玉麟弃城而逃，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这宗绑架案调查结果也就拖黄了。这样，王天木一伙愈加胆大妄为，他和天津行动队队员王大虎，到北平逛八大胡同的妓院，行为嚣张，结果王大虎与妓院老板发生冲突，将老板打死。他俩把尸体搁进箱子里，用黄包车拉走了。这件事暴露后，“箱尸案”轰动一时，军统在民众心目中形象一落千丈。蒋介石大怒，下令严办。戴笠这次没有办法替王天木隐藏罪责了，结果胡大虎被捕，经过军事法庭审理，执行死刑，王天木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开始，军统借口启用专业特工为名，释放了王天木，这显然是戴笠网开一面的缘故。
“七七事变”后，王天木担任了军统华北区负责人，他戴罪立功，杀掉几个著名的汉奸，还曾试图在上海刺杀汪精卫，他的制裁行动在上海影响很大。1939年他被调任上海站任站长。此时，上海军统站被汪伪的“76号”彻底破坏，由王天木去重新收拾残局，可见戴笠对他寄托多么大的期待。王天木长期在北方工作，与上海新组建的军统特工相处不融洽，手下人也不听他指挥，工作很被动，王天木除了借酒浇愁，再就是让一位女特工陪伴他，当他姨太太，闲逛上海大街。此刻，军统上海区的陈明楚被“76号”逮捕后叛变投敌，并供出上海军统特工站的头头王天木。王天木没有逃出丁默邨的手掌，他很快被捕入狱了。
丁默邨、李士群和王天木都是军统的老同事，王天木被关押几个星期，享受到优待礼遇，吃的、住的和贵宾一样，没有遭受刑讯逼供。过了几天，王天木却被莫明其妙地被释放了。戴笠怀疑王天木投敌叛变，下令尽快杀掉王天木，并由上海军统站布置行动。当时军统行动组成员获知王天木、陈明楚那天晚上到惠尔登舞厅去跳舞，上海站的军统行动组派出几个枪手，守候在舞门前，其中有王天木的司机兼保镖，计划由他刺杀王天木。舞会刚散场，王天木去上洗手间时，枪声响起。王天木因为躲避及时，逃过一劫，结果与他同行的陈明楚被击毙。据军统内部人说，枪手曾经给王天木当过保镖，得到过他的好处，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不忍心杀死王天木，结果王天木才躲过了暗算。
但这件事，给王天木极大的刺激，他在戴笠面前无法得到信任，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只有投奔“76号”，甘心堕落。这样，上海军统机关面临被汪伪“76号”彻底破坏的危险，而王天木与戴笠由“亲家”变成仇家，终于分道扬镳了。李士群目的就是要在军统内部制造矛盾，迫使大批特务反戈。王天木出任76号的高级顾问，也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中央委员。1939年10月，他担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肃清委员会成立时，又调他担任该会委员，兼“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后来又升为总指挥。
1939年9月27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被捕。次日上午，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天津站负责人陈资一。曾澈、陈资一两人不肯屈服，立即就被日本宪兵队枪决了。紧接着军统青岛站的头目赵刚义投降。11月15日，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大肆搜捕。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交出了特工名单、地址和电台。11月24日，军统在北平的办公处和电台陷入敌手，副区长周世光被杀。日本宪兵对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古等地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国民党情报员、积极分子、游击队长纷纷落网，电台被毁。军统在敌后的情报体系几乎损失殆尽。当时舆论一致认为这都是王天木投敌造成的。
但时至今日，关于王天木是否真的投降“76号”还是一个疑问。虽然说，为了报复戴笠处死陈明楚，在1939年末，“76号”特工将三名军统上海站的成员拖出去枪毙，王天木投敌叛变似乎成为铁证。可是当汪伪政权垮台后，追究汉奸的罪责时，王天木并不在黑名单上。随着解放战争帷幕拉开，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王天木也知道自己留在大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携带着家眷去了台湾。毛人凤并没有追究他的叛逆行为，最终王天木在那里安度晚年，得以善终。
由此，关于王天木是潜伏在“76号”汪伪特务机关的军统特工，还是因为被捕叛变，史学界有多种说法。军统里出现的叛徒，大部分又被行动队暗杀掉，而王天木公然叛变后，戴笠并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可以断定，其实军统搞的“苦肉计”，确保王天木能够获得“76号”的李士群的信任，达到分化瓦解“76号”的目的。
“黑道太岁”赵理君
在戴笠的“四大金刚”中，下场最惨的是赵理君。这位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的年轻人，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他曾经是上海地面的阿飞，加入军统后，心狠手辣的他，主持一系列的绑架、暗杀活动，被人称为“追命太岁”，正是他那种叫真的劲头，最终惹上了杀身大祸。
赵理君是陈恭澍的同学，他在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回家乡，担任学校老师，因为他有军校毕业的资历，在县里担任民团局教练。那时，中共地下党在大足县建立秘密党支部，赵理君与中共当地负责人张希铭取得联系，不仅自己加入了共产党，还介绍郑凌灿等人入了党。1930年10月，他参加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失败后便潜伏在成都。自动脱党后，到南京投靠戴笠，成为戴笠手下忠实的杀手。
赵理君追随戴笠后，重点在上海一带活动，很快成为蒋介石手下出名的鹰犬，而且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与戴笠私交甚好。戴笠曾多次派他去执行暗杀任务，而他策划的“制裁行动”十分周密，很少失手或误杀。他主持暗杀了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等人的行动，在上海产生极大的反响。他从情报官干起，一步一步地升到行政处少将处长、军统局别动军督导团少将副团长，靠的就是他的谋杀本事。
赵理君个性强，很难与别人融洽共事。抗战初期，他在上海与其他特工关系不融洽而被戴笠调回重庆，在局本部担任行动科长等职务。1942年，山西的阎锡山与蒋介石互有猜疑，为了控制阎锡山，蒋介石下令，让戴笠派军统系统的别动队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控往来人员。戴笠是一个精明的特工头子，他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去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了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赵理君带着曹银屏等贴心的弟兄，在当地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缺少资金就公开走私毒品，大获其利。他的第一战区混成旅地下别动大队扼守黄河渡口，以检查违禁品为各，敲诈勒索，胡作非为，成为当地的恶势力。
在洛阳期间，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的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还是戴笠在1938年时，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建立起来的，成员有天主教徒、军统分子，也吸收了当地土豪、红枪会骨干，地痞流氓。他们打着抗日保家乡的幌子，实质从事毒品走私、杀人越货的勾当。赵理君有了这两块招牌，自以为羽翼丰满，并不把当地的官吏放在眼里，结果酿成杀身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