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的得意弟子
江山籍的特工，能够在军统系统里成“气候”，始作俑者当然是蒋介石了。
创办黄埔军校初期，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特工的重要性。当年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力量，用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致词说：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最关心的一个方面是学员们的思想状况。学校的教学大纲为这批青年指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方向。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经过灌输正确思想、遵守纪律的军官”。蒋介石需要忠诚的战士，而中国人的散漫和无组织的天性，令蒋介石十分头疼。黄埔军校办到第六期，蒋介石得到了一位受益终生的弟子——戴笠。戴笠对蒋介石的需要了如指掌。
“复兴社”的兴起，让一群忧国忧民的黄埔青年才俊，发挥极大的创造空间，自己承担了调查（情报）、行动（监视、禁锢、暗杀）、组训、筹款四项任务，尤其以情报与行动为主。蒋介石原以为是黄埔学子结社胡闹，最初并没有在意。后来，与中共合作决裂时，身为六期黄埔生的戴笠，竟向蒋介石告发本期学生中几十名中共党员并列具名单，才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当初，蒋介石要戴笠主持刚成立的特务处时，戴笠曾向蒋介石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任命，一手提着头颅。蒋介石不解，问此话怎讲？戴笠立正表态：“报告校长，这是我的决心。这项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砍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就是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介石对戴笠的话很满意。戴笠出生在江山县保安乡，吉利的地名，还有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成功渴望，从戴笠的自信中找到了答案。从此，戴笠为蒋介石效力达15年之久，可以说把全部心血都投进建立蒋介石的特务王国之中。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重。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让他人插手过问，可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最主要的办法是对特工人员给钱，但不给高位，防范他们形成势力。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5年，始终是军统局副局长，只给少将的军阶。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15年来蒋介石、戴笠的合作却相当默契。戴笠是聪明人，他把握蒋介石的心理、性格，察言观色、揣摩迎合、见机行事，取悦蒋介石。
戴笠在情报战线上的成果，对蒋介石的政权建设与巩固意义重大，而对于军事行动更为重要。尤其当时的军阀各揣心眼儿，钩心斗角，互相倾杀，中国这块土地烽烟四起。如何建立稳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蒋介石对浙江这个老乡独创的思路特感兴趣，对他的特务工作高度重视，并视戴笠为亲信，把最为重要的情报机构交给戴笠一手操办。戴笠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坚持职守，扩大他的事业规模。戴笠的政治信念一旦确立，主动把人生绑在蒋介石这台战车上，坚定信念，终生不动摇。对于情报工作，他无师自通，经营着具有10万之众的庞大机构，指挥若定，面对国内外各种政治集团，应对自如。有一位美国特工专家曾经撰写文章评戴笠说是间谍的天才。
蒋介石从不重视特工到特别重视特工，并且在国民党内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靠特工的渗透，渐渐巩固了国民党在中国政坛上的主导地位，也巩固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戴笠功不可没。但在国民党中推行特务政治，也极大地损害了蒋介石的形象。杨杏佛被暗杀后，在全国酿成反蒋的浪潮，有的军阀倒戈，政局对蒋介石很不利。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突然逼问戴笠，是不是他手下人与杨杏佛有过节，把他杀害了？戴笠否认杨杏佛被暗杀与军统有关系，蒋介石大怒，训斥戴笠对部下管理不严，出去胡作非为，影响很坏。戴笠马上表示，他一定要追查一下，并把情况汇报给总裁。
无师自通的特工专家
戴笠从事特工组织的创立到领导，由一个门外汉成为专家，与他勤学苦练有很大关系。戴笠的私人财物并不多，但是各种侦探、特工、密码、跟踪等特工参考书却特别多。戴笠最初为了得到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常常得深入前线，但是，司令部发给他的经费有限，甚至不够来往的车费和食宿费。戴笠不得不向老母要钱，戴笠的母亲蓝月喜为了儿子的前途，倾囊相助。渐渐地，通过各种关系，戴笠经常可以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他从事特工职业后，间接杀掉很多人，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他不以为然，反而认为是捍卫领袖权威的必要行动。他对时局有自己的见识。淞沪抗战前，一次国民党高官在南京开会，休会时候大家议论纷纷，认为不要与日本军队对抗。戴笠却坚定地对大家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吴稚晖说，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去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在国民党人中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在抗日时期的经典语录。
他在蒋介石心里树立不可撼动的地位，主要来源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有一次他在训词中说：领袖的革命理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反动的人，并不一定就要开刀，可以用感化的力量，促进觉悟，共赴革命。反对党不满我们，说中国走向特务政治，走向独裁的道路。但我们看看，英国并不是独裁国家，有没有特务？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有没有特务？他们的海军、空军、陆军各有各的特务，总统有总统的特务，这都是战时的必然现象。
蒋介石对戴笠的态度大为赞赏，更加放开手脚让他扩大特务组织。戴笠认为，世界各国的特务组织，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目的：一是巩固国防，一是巩固自身政权。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在抗日初期，戴笠只是校级军官，他却领导十几位少将级的特工，他从来不去抱怨，更不去跑官、要官。
戴笠在处理与人际关系上，主要以蒋介石的好恶为标准，但对敢于向军统局挑战的人毫不留情，甚至不惜冒犯蒋介石，表现出他性格强悍的一面。戴笠的政治上地位并不高，他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大员”，又不是“封疆大吏”，连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不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要求他参加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他说，校长，我不是国民党员，只是您的学生。
蒋介石颇受感动。很多党棍、军阀、财阀借助国民党这个招牌获取政治资源，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争权夺利。相比之下，戴笠不仅不要名、不要级别，也不争权不争利，像忠实的看家犬，有哪个敢冒犯蒋介石的权威、挑战蒋介石的地位的人，戴笠该出手时就出手，从来不犹豫。
在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戴笠有两次表现突出，加深着两个人互信与友谊。一是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扣押。戴笠独闯虎口，冒死进入西安，为蒋介石保驾，与他共进共退，维护他的权威，蒋介石为此铭刻在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戴笠全程陪同，尽显忠心，蒋介石深感欣慰。二是蒋介石一生共有三次下野，1931年，蒋介石面临内忧外患的困难局面，被迫下野。戴笠组织“联络小组”，为处于隐居状态的蒋介石提供情报，联络支持蒋介石的政治力量，继续效忠蒋介石。士为知己者死。戴笠用他的行动显示出一个军人的忠诚。蒋介石处于情绪低落时，戴笠安慰他，让他振作起来，迎难而上；蒋介石政治失意时，戴笠不离不弃，追随扶助。相比这下，蒋介石的其他黄埔弟子中，背叛者有之，离心离德者有之，师生反目者有之。蒋介石认为，戴笠确实是对他绝对忠心的弟子，无论在什么境地，都能甘效犬马之劳，以报师长错爱之情。
戴笠追随蒋介石的十几年中，如蒋介石肚里的蛔虫，通过蒋举手投足、喜怒哀乐，就知道老蒋遇到的问题，是难缠的事，还是难决断的事。对蒋介石的性格、习惯上的了解，可谓精细入微，分寸感也掌握到家了。蒋介石喜欢唱歌，奇怪的是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唱过歌。他不唱京剧，不唱一般的歌曲，只唱三样歌：军歌，党歌，国歌。蒋介石的嗓音一般，但是就是这几首歌，居然百唱不厌，或许也是在鼓足战胜对手的勇气吧。戴笠是一个聪明的人，他从蒋介石的歌声中就猜出他需要干什么了。蒋介石唱国歌，表示要对敌人采取重大行动了。戴笠必须准备好他的情报，以备蒋介石的查询；如果唱党歌，肯定是对政治对手进行制裁，戴笠要考虑派什么人充当杀手；唱军歌多的时候也很麻烦，说明有难题需要处理。会是什么样的难题？戴笠知道军事情报派上用场了。
从蒋介石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为了维护权威与政令畅通，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10只公文箱左右，可见其数量之多。内容从军事、政治、经济，无所不包。但是对特务工作，蒋介石很少有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进步人士、分化反对派等行动，蒋介石更是小心谨慎，以免授人以口实。戴笠对蒋介石的这种心理揣摩掌握，早就了若指掌，大凡涉及敏感问题，戴笠也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介石只作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只用脑记，不作笔录。
戴笠有几套方案来应对蒋介石不断变化的“手令”。比如说，暗杀某人，在他的术语中称“制裁行动”。每次制裁行动他都要有三套预案。因为在军统系统里，戴笠拥有众多的“高参”，他们是毛人凤、王蒲臣、何芝园等江山籍特工。每次他们都会给戴笠策划出最理想的方案，使戴笠向蒋介石提出的“制裁行动”具有前瞻性，且又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故此蒋介石很欣赏戴笠的智慧，对戴笠的评价是“精诚能吏”，可见蒋介石对戴笠多么倚重了。
蒋介石虽然反对结党营私，但是对戴笠是一个例外。戴笠先后从江山县招用特工、别动队、女子特训班、忠义救国军等人员达二千多人。仅在军统局机关就有上百名，而且在机要部门里，几乎清一色是江山籍人。蒋介石知道戴笠使用家乡人，尤其重用有亲属关系的人。从军统成建以来，已经形成传统了，有人说，无江山不成军统。老乡集中的部门，很容易形成小帮派，对这一点，蒋介石也是有顾忌的。只是出于对戴笠的高度信任，默许戴笠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当解放战争到了最后阶段，江山籍的高级特工，有的成为大兵团的督战人员，监视军队上层军官行动；有的干脆担任军长、师长级的指挥官。
在抗日战争时期，戴笠的军统系统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军事上有别动队、忠义救国军，而且交通、治安、铁路、政府机关、经济、党务等方面都有渗透，他为了弥补特工经费不足，建立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体系，有毒品生产销售、走私、黄金交易等等。有了钱，戴笠舍得花。蒋介石的侍从室改组后，由蒋孝先兼任组长，并由戴笠向蒋介石推荐军统特务陈善周、黎铁汉等担任警卫、特务股长。侍从室侍从副官居亦侨与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年纪比戴笠小六七岁。但戴笠每到侍从室，总要毕恭毕敬地称居亦侨为老哥或老兄，以表示尊敬。每到年节，他私下给蒋介石、宋美龄的内侍人员赠送礼品。上至秘书、副官，下至女佣、男仆，无一例外。这样，戴笠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或呈报文件，这些人甘心情愿为戴笠帮忙。戴笠替蒋介石除掉很多政敌，蒋介石的心思戴笠摸得很透，知道的内幕很多。所以蒋介石对戴笠虽然信任，却也很戒备。
《戴笠传》上讲，军统“四一”大会后，蒋介石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唐纵，协助戴笠从事军统管理工作。唐纵的出现，实际是蒋介石的一个砝码，借用唐纵来控制戴笠膨胀的权力。蒋介石在八年抗战期间，对戴笠还是毫无顾忌地使用的。抗战胜利后，他开始逐步削弱戴笠的权力，并且计划撤销军统，对戴笠的打击很大。至于为什么撤销军统，有两种说法：一是抗战胜利后，全国进步力量强烈要求撤销特务组织，实现全民族和解；二是蒋介石对戴笠始终有戒备之心，早就有此打算。军统的女特务陈华在她的回忆录中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对戴笠渐渐冷淡了，而且对戴笠有所戒备与猜忌，戴笠便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