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不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正如离开了父母的孤儿思慕并不认识的父母一样，那父母是怎样的父母，是不去计较的。只是以怀恋的心情爱慕着，而自以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过温暖的生活。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这种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过外族的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是无法了解的吧。”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发表《开罗宣言》，根据历史的事实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宣言》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条款，宣布“无条件投降”。
叶荣锺通过题为《八月十五日》的诗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气氛：
忍辱包羞五十年，
今朝光复转凄然；
三军解甲悲刀折，
万众开颜庆瓦全。
10月10日，日据时期作家王白渊（1902—1965）在《台湾新报》发表了一首题为《光复》的诗写道：
小儿离开了母亲
夜里不断的哭着
儿在险暗残暴里
慈母为儿断心肠
求不得见不得
暗中相呼五十年
夜来风雨而已散
一阳来复到光明
啊！
光复我父母之邦
10月17日，第一批国军终于在台湾同胞“等待复等待”中从基隆登陆。
吴新荣为此写了诗《祖国军来了》：
旗风飘城市，鼓声覆天地。
祖国军来了，来得何迟迟！
半世黑暗面，今始见朝曦。
大地欢声高，同胞意气昂。
祖国军来了，来得何堂堂！
半世为奴隶，今而喜欲狂。
自恃黄帝裔，又矜明朝节。
祖国军来了，来得何烈烈！
半生破衣冠，今尚染碧血。
今始能拜祖，今始能归族。
吴浊流的回忆录也写道：
“全岛六百万的同胞都斋戒沐浴，诚心诚意去迎接。……范将军、谢将军、唢呐、南管、北管，十多年来隐藏起来的中国色彩的东西接二连三地出笼了。至于那五十年间的皇民运动，仅只一天就被吹走了。”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国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这样，台湾人民坚持了50年奋勇抗战，付出了65万人的生命代价，终于让宝岛台湾重新归回祖国母亲的怀抱，正式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的历史。这一天便被定为台湾光复节。
台湾人民虽然迎接了盼望已久的复归祖国，但祖国却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乱中。法理上的祖国复归，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国民复归，更不曾导致经济解放；一切日据时代的官民营、日籍独占产业，悉数被接收政府全数点收，归国家独占经营，而不是交给本地的爱国工商业去发展。由于当时来台接收的各级官僚大部分是无知愚蠢、恣意贪污的腐化官僚，终于造成了台湾政治、经济的混乱与恶化。
因此，吴浊流有感而发地写下了《光复时》这样的诗：
酒地花天光复时，
海风尽管吹牛皮；
桃花巷口黄昏候，
满载汽车轻薄儿。
于是，台湾人民光复解放的狂喜却因为接收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幻灭，迅速转成不满和怨愤。后来，台湾民间竟然流传着所谓“狗去猪来”的说法；所谓“狗”指的是日本人，而所谓“猪”指的就是那些从大陆来的、贪污腐败的接收官员。（李登辉上台以后这样的历史情绪又在政客的播弄下变为一般“外省人”的蔑称：“中国猪”。）
1946年7月，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在祖国大陆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1947年2月27日晚上，对国民党接收政权已经彻底失望的台湾人民，在台北市延平路缉烟警察的一声枪响之后，点燃了反贪腐的起义烽火。这时，对台湾人来说，祖国不见了。
诚如臧克家的诗《表现》所云：
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
祖国，祖国啊，独裁者强迫我们，
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
“二·二八”事变的爆发和镇压，付出了整整一代台湾人对中国和民族事务的挫伤、抑忿、幻灭、噤默与离心，以及无以数计民众的死伤，和死伤者家属内心长期的怨悱……这些昂贵的代价长期伤害了光复后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
事变后，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大多对“白色祖国”绝望，他们一度陷于思想无出路的苦闷当中；开始苦苦地思索着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在一时的“祖国否定”中，有识之士如叶荣锺还是谆谆告诫说：
莫因惨史疑光复，
颇信天堂奏凯歌；
举国舆情都愤激，
茫茫恨海几时填。
终于，通过对内战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与新的历史、社会理论的探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社会阶级立场，转而拥护“红色祖国”，肯定中国大陆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同时迅速投入了以全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台湾左翼思想和组织，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广泛而紧密地展开反帝、反内战、反腐败运动。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然而，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却逃到台湾，建立流亡政权——台北国府。在大陆内战中全面溃败的蒋介石政权，针对正在全岛各地蓬勃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各条战线上的爱国人士，积极开展了一场秘密而广泛的政治大逮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8日，美国基于本身反共战略利益的考虑，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渡海。历史因而随着世界两极对立结构的形成而改变了它的轨道。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6月29日，吴新荣的《日记》写道：
“深恐台湾将来的命运，对祖国有严重的影响，我们永久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中国人的台湾了，为此主张我愿意牺牲我一生。”
然而，重新获得美国有条件（不准“反攻大陆”）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却在美国的庇护与默许下展开彻底的清共、肃共行动；于是，一整个世代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仆倒于马场町刑场。其他幸存者只能通过在押房里唱着《安息歌》给赴义者送行，并且把未能完成的理想延续下去：
安息吧！
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
我们继续向前走！
蒋介石政权随后通过对内高压统治，在台湾维持了长期偏安的局面，使得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之中。
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从1949年开始，美国就策谋使台湾与中国分断，阻止大陆对台湾的流亡潮，扶植亲美、反共的所谓“台湾自主分子”；或由美国直接占领台湾；或经国府同意以联合国名义占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并且在这些条件下，由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使得台湾与大陆在短暂五年的复合之后，再度和祖国分断，民族再度分裂。美帝为了确保它在西太平洋反苏反共前哨线的台湾，当然想尽各种威胁、利诱的方法，以防止台湾与大陆的统一。1951年，它在两岸中国均未获邀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合约》，采取刻意模糊的态度处理台湾主权归属问题，制造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1952年，在美日威胁之下，台北国府接受了以这样一个帝国主义条款为基础的《中日合约》。1954年，台北国府与美国签订所谓的“中美协防条约”。台湾从此成为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的一枚棋子，至此，台湾与大陆国土与民族的分断，也因为美国霸权的干涉而固定化与长久化。随着日据以来反帝、反资、追求国家统一的台湾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进步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运动）、理想主义与良知正义被彻底肃清，从而造成以台湾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在严厉的反共政策的控制下，台湾人历来的祖国意识被刻意淡化了，真正的祖国像也因此逐渐被扭曲终于失落了。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封断以来的两岸经贸关系自此重新以间接贸易的形式逐步展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也使得两岸统一问题日形突出。
自1985年下半年以后，在国际局势日渐缓和，岛内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空前高涨的背景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的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包括“调整大陆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海峡两岸关系也由紧张对峙转趋缓和松动。也就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晚年的蒋经国在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封断了近四十年的两岸人民重新得以单向往来。
据统计，1979年，两岸的间接贸易额不及0.8亿美元；到了1990年却增加到40.43亿美元，增长了超过50倍。从1990年起，祖国大陆已经开始成为台湾最大出超来源地区。两岸的经贸发展，使得台湾不少中小企业得以渡过由于台币升值和美国保护主义冲击而引起的企业倒闭危机。这也具体说明：撇开政治歧见，合作发展两岸经济，是台湾经济的出路，台湾的经济前途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如此，政治上何尝不是如此呢！
然而，现实的政客却丝毫没有体念天下苍生的仁者胸怀！
针对“日本殖民有功论”的批判
十几年来，我们不幸地看到，恰恰是那段饱含民族分裂悲剧的历史所形成的所谓“台湾人的悲情”（孤儿意识），竟然在岛内少数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客、文人刻意播弄下，成为“去中国化”的错误的“台湾意识”的感情基础。
1987年，岛内台独派政治团体借着纪念“二·二八”四十周年的名义公开展开了台独历史解释权的斗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以台湾本省籍人士身份首次执掌台湾党政大权。台湾政局从此进入一段长达十二年的“李登辉时代”。基于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现实需要，李登辉继续推行蒋经国的“革新”路线和政策并加以调整和突破。面对党内、朝野和两岸互相纠结的三大矛盾，他首先通过党内斗争使得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非蒋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年轻化”；同时，通过与在野党合作推动的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回归宪法等“宪政体制改革”，使台湾政权向“实体化”方向演变；最后，确立以“一国两府”的构思，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政策基点，刻意谋求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它的作法是：一方面继续缓和两岸关系、逐步松动“三不政策”；一方面却加强政治渗透，“以通促变”，并大力推行“弹性务实外交”，逐步推动与中国渐行渐远的分离政策，争取以美、日为主的国际势力支持，达到法理上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的目的。因此，1995年6月，他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康乃尔大学发表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逼使北京不得不对台发动威慑性军演；1996年，他又提出所谓“戒急用忍”的大陆政策。1999年7月，他更进一步发表所谓“两国论”。这样，原本平稳进展的两岸关系不但大为倒退，海峡两岸甚至濒临战争边缘。
2000年3月，向来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从上台时的“四不一没有”发展到下台前的“公投入联”。台湾的政局一直处在极不稳定的内战边缘时期。
与此同时，部分不肖的皇民学者大肆宣传着所谓“日本殖民有功论”；他们瞎说日本帝国主义据台时期采用“糖饴与鞭”的两手策略的殖民长官后藤新平（1857—1929）是“台湾现代化之父”，等等。日本右派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据以批判日本自省史观为“自虐史观”。李登辉密友何既明医师甚至告诉小林：“如果要接受中国殖民的话，还不如当奴隶快活些！”这里，台湾人的“弃儿”意识竟而在近亲憎恨的情结作祟下恶性发展为奴才意识了。
因此，关于台湾的治水历史，他们刻意强调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据台时期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和南洋的基地而不得不整建的灌溉水圳；对于有清以来为台湾的水利建设打下现代化基础的民族水圳却视而不见。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弥补本土资源的匮乏，确保军事侵略扩张的需求，对台湾岛上丰富的资源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疯狂掠夺；他们修筑铁路和公路，如同抽血一样地榨取着岛上的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五十年间共掠夺了台湾总产量55%以上的稻米和90%以上的蔗糖，以及超过千万立方米的木材；贪得无厌，罄竹难书，何来“殖民有功”可言！
在台湾历史被严重扭曲的当下，我于是决定选择被誉为“台湾水利鼻祖”的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凤山知县曹谨（1789—1849）开凿“曹公圳”的历史，作为《中国治水史诗》的台湾一页；因为治水有功，一直到今天，河南人曹谨仍然被善良的台湾南部民众当作神来膜拜。
这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两岸人民终究是一家人！两岸同胞传承着祖先的香火，浅浅的海峡隔不开世世代代的亲情。台湾的命运一直都和祖国大陆紧紧地连在一起。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因此，从两岸分隔长达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包括台湾的治水篇章在内的《中国治水史诗》在此时此刻的出版就有了文学、史料价值之外的更为深刻的意义了。
谨向杨程两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
程贤章先生一再强调，《中国治水史诗》的问世，源自于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先生的策划。据悉，杨钦欢是全国劳动模范，也是世界生产率科学院终身院士，他掌舵的梅雁水电集团坚持以治水为公司主业，为治水投入了巨大资金，名播两广以及深沪等地。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但是，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尚无一部较完整理想的治水史书，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书于是就成为杨钦欢先生的愿望了！
如果说身处南北分裂时代的郦道元作《水经注》隐含着祖国能够统一的内心愿望，我相信，杨钦欢先生策划，程贤章先生与何建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也隐含着同样的内心愿望；所以他们没有忘记台湾，并且坚持要把尚未真正回到祖国大家庭的台湾的治水史编进本书。
我想，这恐怕是一个台湾作家所能感受到的《中国治水史诗》的诸多贡献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吧！
最后，谨向杨钦欢、程贤章两位客家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
201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