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前，其实并非没有和西方进行平等对话的机会。只是因为受盲目的自大意识所支配，错失了历史所赋予的良机，最后使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并遭受到沉重的打击。1793年，在乾隆83岁寿辰前夕，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与清廷谈判通商事宜。但是清政府却把他们误读成是前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因而拿老眼光把他们看成是朝贡的新使者。更有意味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皇帝的信，也被中方翻译人员的生花妙笔转译成了一封表示忠顺清廷、吁请天恩的致敬函。于是乾隆皇帝便郑重其事地回复了一封颇有姿态的"赐英吉利国王敕书"：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赍，用示怀柔。
在这里乾隆皇帝俨然是一副君王对臣下的口吻，显示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把外国国王和来华使臣视为自己治下臣民，把他们谋求拓展双方商贸的外交行动，莫名其妙地理解为夷狄之国由于受到王化感召而采取的输诚纳贡的行为，对于英方提出的就扩大通商问题进行磋商并允许英国在中国设立常驻机构照管贸易的要求，则认为"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对于英国"贡品"的科技含量没有正视，更没有进行分析研究，有的只是这样一番令人深思的表述：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洋，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
在中外关系史上，像这样的奇特的案例恐怕绝无仅有，号称一代明君的乾隆皇帝尚且这样画地为牢，自绝于世界潮流，不能不令人深思。这种态度也被法国的阿兰·佩雷菲特称为"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变态的典型"，他在其史学名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评价道："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在乾隆皇帝如此行事的表象背后，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和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在作祟，缺乏现代国际秩序观念，缺乏把自己当成世界国家之林中平等一员的心态。当世界即将走向一体化的时候，中国这种顽固的严于华夷等级秩序的观念，和近代国际关系以及国际交往准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也折射了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和用资本主义文明武装起来的殖民帝国之间在思想文化和精神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尽管乾隆皇帝的"怀柔远人，宾礼外国"，表面上做得既不失大国风度，又婉转客气，但是英国使团仍然感觉受到了凌辱，只是这个时候的英国尚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实力，所以只得忍气吞声而已。此后陆续来到中国的西方使团的运气也不比马戛尔尼好到哪里。阿兰·佩雷菲特满怀怨怼地写道："在中国人取得经验并懂得自己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乃是因为他们国家遥远，在他们懂得对自己过高的评价完全是空中楼阁之前，派使团去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总有一天，那些蔑视外国人，把他们纯粹看成是商人的中国人会承认：被他们如此侮辱的洋人竟那么可怕。而外国一旦同中国交手，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地处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从武力上来说竟如此落后。"这种话语不但表达了西方人对妄自尊大的中国的愤恨，而且还隐含着一种对于未来中国的预测。只是因为中国人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里，对于世界大势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认知和判断。
历史证明，这一巫师似的预言，居然一语成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就成为了一个"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乾隆对英国使团的拒绝，其实远不止是拒绝了中英通商，更是拒绝了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拒绝了和西方互相沟通、并驾齐驱的历史性机遇。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就在所谓"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和西方的实力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和逆转，而且差距以几何级数递增。史学家殷海光认为"中国自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一直是在传统之中生活着，文化变迁相当缓慢，在这一阶段，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定体系（homeostatic system）。然而，在这同一时期，西方世界于生活和思想方面都经历着激烈的改变。在这样的改变中，西方世界从它的中古走向近代。在这个时代，欧洲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邦的兴起，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工业改进。这些事实，对于西方本身以及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入而广远的。
尤其是工业革命所产生出来的力量，从17世纪开始，自西欧核心出发，像上帝的手似的重新塑造世界。"由于科学知识的高低决定民族国家的命运，中国的科技原本就很贫乏，明季的研究生机在清定鼎中原之后几乎被根绝。中国在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景象宿命般地降临了。这时的社会危机已经不仅仅限于中国内部矛盾，更可怕的是西方文明已经发展壮大，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当初利玛窦、汤若望等外籍传教士靠儒冠儒服、卑躬曲膝、行贿送礼的手法打入中国社会，获取中国人的认同并为自己争得一席容身之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坚船利炮的武装威胁和强迫就范。这种对待中国的方式的不同，其实隐喻着文明竞争的结果发生了逆转--这时的西方已经全面领先于中国。中国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再是马背上的野蛮民族，而是有着高度文明、经过了工业化发展的西方强国。但是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思想的沉寂期，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文明之间的竞争具有你死我活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所以中国人对于突如其来的一切毫无应对能力。
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中国人"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但仍然无力阻挡蹈海而来的敌人，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人所依恃的大刀长矛相形见绌，结果遭受了空前的屈辱，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清朝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规定中国海关关税应与英国商定，赋予英国人以领事裁判权。第二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中英南京条约》的附件。这些不平等条款的签订，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灾难并没有因为割地赔款而停止，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清室鼠窜热河。其间虽然也曾进行过竭力的挣扎和反抗，但是无异于以卵击石，最终还是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号称"天朝大国"的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十足的不堪一击。在一系列失败面前，清廷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先进性。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认为"弱水""鸿毛不浮，不可越也"；但在现实中，英国人却轻易渡海而来了。正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八》中所说："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马克思也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当时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像林则徐、魏源等已经在器物、技术等最直观的层面上发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所以他们主张要了解西方。特别是魏源，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略。有清一代，坦率地承认西方技术优势的，当自魏源始。经过了现实失败的教训之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中心观彻底破产了，中国人终于从迷梦中觉醒过来，进行了心态调整，抛弃了原先的妄自尊大，开始了理性的自我反思和学习西方的历程。这种思想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并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
第二节 容闳与中国留学大业的发生
中国"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留学大业，是和容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留学大业的开创者和拓荒者，也是毕业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容闳1828年出生于澳门南屏镇。当时伦敦妇女会议在远东提倡女学，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于时莅临澳门，"初设一塾，专授女生，未几复设附塾，兼收男生"。因其司事乃"同里而父执"的关系，容闳得以入塾肄业。容闳正式启蒙，是从接触西学开始的。在科举为人所重的时代，容闳父母让孩子入西塾，无疑是相当开明的举动。容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古特拉富夫人所设的西塾，其实是为玛礼孙（通常译为"马礼逊"）学校作准备的。1841年容闳正式就读于玛礼孙学校。1846年，校长布朗因"身体羸弱"，辞去了澳门玛礼孙学校校长的职务，准备偕夫人回国养病，但因"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虽然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把域外看成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内心怀着极度的恐惧，但容闳与黄宽、黄胜却"惟愿与赴美"，成为了敢于最先吃螃蟹的人。
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带到美国，先就读于马萨诸塞州孟松中学预科班，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854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以中国人身份而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者，实自容闳始。同年，容闳谢绝了师友的挽留，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除了带回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之外，同时还带回了一个感动中国和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梦想：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
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
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以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
这一美丽而宏伟的梦想，成为了容闳后来奋斗的目标。1860年，容闳怀着寻找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希望来到了太平天国控制下的南京，了解太平军的性质和志趣，考察太平军是否能够"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在南京，容闳拜见了当时总理太平天国政务的洪仁玕，提出了一套建设现代国家的"七事"纲领，其中包括"颁定各级学校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计划。这些主张折射了容闳的价值取向：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高度重视教育，而且要以西方课程取代传统教育内容。容闳的建议虽然不无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但是在当时战争的历史语境下，太平天国无暇顾及这些"迂缓"之策，所以他的建议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