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绝不是毫无现实依据的空穴来风，应当说，它对中国留学生情感价值取向的概括具有相当的准确性，至少在政治层面上看是如此。因为曾经作为中国藩属国的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清朝的北洋舰队，次年强迫中国签定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后来又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并在对中国领土野心的驱使下悍然发动了八年侵华战争，屠杀了几千万中国同胞，不仅使中国人的生命受到摧残，财产遭到掠夺，民族尊严遭受前所未有的践踏，并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造成了无以复加的伤害，因此中国人"反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感情取向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撇开政治和军事的角度，从文化角度看这一问题，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尽管由于根深蒂固的"大中华"观念和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国土面积上、在物质资源上普遍有着轻视"小日本"的心理，但是在文化上不存在"留日反日"的情况。其实事情恰恰相反，在文化趣味上，"亲日"的中国学子颇不乏人，辜鸿铭、苏曼殊、周作人、戴季陶、郁达夫、丰子恺等都是如此。可以说，在政治上的"反日"和文化上的"亲日"，形成了现代中国人深刻的矛盾。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陶晶孙的小说就塑造了这样高度认同日本文化的留学生形象。就他笔下的许多人物而言，虽然生理血统上是中国人，但是由于长期留学东瀛，已经习惯了日本生活和日本文化，处于异国他乡中没有丝毫的心理不适。而一旦离开日本回到中国之后，则像失去了"根"一样，居然产生格格不入之感，"百事都不惯"，对于日本文化反而有着难以割舍的乡愁，必须去国东渡，重新回到日本，才能够获得一种心理的平静。可见，日本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故乡"，日本文化成为了一种内在的需要。针对这种心理状态，用《红楼梦》中的"反认他乡是故乡"来概括，应该说是至为贴切的。
二、"反认他乡是故乡"的表现
陶晶孙小说中，中国学子对日本的文化认同，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对于日本风俗习惯的喜爱，对于日本学术文化的倾慕以及对于日本女性的偏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女性就是日本文化塑造出来的，而日本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有意味的是，因为对日本文化的偏爱，陶晶孙笔下的中国学子当同时面临着对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的选择时，往往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对于前者则不失时机地加以轻蔑的嘲弄和调侃，呈现出"日本式的偏见"和向日本文化归附的倾向。
在小说《两情景》中，中国学子跑到隅田河岸听"三弦总温习会"，当他在小店里吃日本面食时，小说有这样的描写：
他坐在向河的窗边，女招待捧来一大木盆，上载两个木盒，盒中盛素面，盒旁添有一小盒药味，一小盆鲜葱丝，一壶酱油，一双白木劈开而成的木筷。他开盒盖，内是冷的素面上，有海苔干撒着。他是已经住日本很久了，他晓得这就是日本极风流的食物，而这店的东西格外精致。"这东西如请从中国初来的人吃，他们不会了解这是吃的东西。"他说。
尽管只是"没有一些油混着的素面"，但是中国学子仍然能够体会出它的内在"风流"来，能够于细微之处见精神，这个细节无疑体现了中国学子因为留学日久，在生活习惯上已经充分"日本化"了，对日本饮食的精妙之处达到了心灵的契合。
中国和日本在地缘上一衣带水，在文化传统上也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两国饮食习俗却迥然有别。周作人曾经详细地介绍过"日本的衣食住"，对于两国饮食习俗的差异，他就说过："（日本）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小怪，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又说日本人喜欢冷食，并名之曰"便当"，而"中国一般大抵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1896年最初留学日本的13位中国留学生中有4人入学不过两三周便退学回国了，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与"日本食物难以下咽"不无关系。
在小说《留东外史》第二十七章中，也有中国学子张思方吃不惯日本生鱼片的记述，而他的日本朋友真野则对他说："吃日本菜，不吃生鱼，就没再好的东西了。"其实，文化存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但存在于文学、文献和制度等知识形式中，也存在于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当中，雷蒙·威廉斯就认为应该赋予文化以"社会"的意义："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不断扩大它的意义，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的。"过不惯日本生活，超越不了对作为"异"的日本生活习惯的排斥，就没办法深入了解日本文化，"到日本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究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是无法深知的"。
在陶晶孙小说《两情景》中，日本女性"拉她的日本衣服的高襟，开她胸，右手执长袖向胸一挥"，由此导致"春光乍泄"，而中国学子对此惊鸿一瞥便难以自持，就是因为被一种日本趣味所征服了。小说主人公能够领会异国风情，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充分欣赏日本女人"襟脚的美"，说明他已经深度地介入日本生活，沉潜进日本文化之中了。这"襟脚的美"像蒙娜丽莎的微笑，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学子的心中。陶晶孙在论述"日本趣味"时，曾经就以此为例说过："略为表示日本趣味中之美与世界共通的美有些不同，这种日本之趣味，他的特色为日本之风土，加以什么与衣服之美术，再加日本之封建时代武士精神，才成立的。"
在小说《女学校的访问》中，日本女性所说的"我在伸了足太无礼了"的自责和娇羞，作为一种"日本趣味"，让中国学子心仪和心动。所以中国学子无量对于日本女性的"足"颇为迷恋，不但由衷称赞："好美丽的足！"而且对于日本女性的"足"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幻觉，觉得"有小趾之处好像有一个酒窝"。这种感受有点类似于周作人。周作人初到日本时，被日本少女乾荣子的天足所震慑，后来对这一最初印象终身难忘。周作人不但写过《天足》这样的文章以表明自己"最喜见女人的天足"，甚至还用过颇为吊诡的"子荣"的笔名，折射了于周作人而言乾荣子成为了生命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存在。从日本女性露"足"的举动，可以看出日本人生活洒脱的一面，但是洒脱并不意味着举止无礼。"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
陶晶孙笔下的中国学子，除了对日本风俗习惯的喜爱，对日本学术文化也颇为倾慕。虽然日本自古以来一直模仿和效法中国文化，但是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脱亚入欧"，在制度上融入世界秩序的先进体系之内，在学术上也一边倒地向欧洲学习。这种以强者为师的策略，使日本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在东亚脱颖而出，并傲视昔日作为文化导师的中国。关于中日现代教育的差距，梁启超曾经说过："以日本教育之进步，比诸中国，其相去何啻千万。"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几乎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相比，日本堪称是"知识帝国主义"，更有胜出优势，因而日本现代知识在不知不觉中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景仰的权威性。
在现代国际秩序和学术秩序下，知识和权力是紧密伴生、相互依存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在小说《哈达门的咖啡店》中，主人公"他"就"爱着在日本的学术生活"。在《到上海去谋事》中，"我"留学日本二十年之久，在经济极为拮据的境况下仍不忘刻苦攻读。但是离开日本回到"百鬼夜行似的上海"，"我"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似的对中国社会格格不入。无论是在生活习俗上、世态人情上，还是在学术气氛上，"我"都难以融入中国的社会体系之内。
叙述者甚至不无调侃地写道："但我在这回由日本回到百事都不惯的中国来，好像从非洲搬到动物园里来的狮子一样，已经完全失去了性欲。"留学时"虽然受过留学生的经理员的剥削，也饱受过日本外务省的气，但自己总算能静心读书并思索。现在要到没有研究室的学校里去受学生的气，那是梦想也梦不到的。愈想心里愈不好过"。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在为学生上完课后，"我""马上去赶当天下午四时开向神户的轮船"，抛妇别雏，只身东渡日本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去了。小说在这里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对专业的热爱和追求，更体现了对日本现代科技知识在骨子里的认同和向往；而不能适应的恰恰是作为母国的中国社会现代知识的缺席和现代学术的荒芜。
这种域外学子"归来又离去的模式"，在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在许地山的《无忧花》中，黄家兰因"羡慕西洋人的性情"在纽约求学时便更名为多怜伊罗，视西班牙同学邸力里亚为印度神祇欲天或希拉伊罗斯的化身，并把行苟且之事说成"行洋礼"为自己遮羞，彻底异化成为了一个"香蕉人"，归来后觉得中土一无是处，便又远渡重洋，适彼乐土，到西班牙去过她快活的日子去了。在老舍的小说《牺牲》中，毛博士留美归来，毫无国家立场和民族意识，开口闭口都是"美国规矩"和"美国精神"，处处唯美国标准是尚，但是细细分析起来，他所追求的只不过是美国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和开放的男女关系而已。
由于中国境内只有上海是最摩登的现代都市，租界林立，富于异国情调，是西方文化在东方复制出的一块"飞地"，毛博士只能到上海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在这里，作为一个典型的"香蕉人"形象，毛博士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去国"。而与陶晶孙的《到上海去谋事》最为相似的，是冰心的小说《去国》，其中写到留美学子朱英士在域外取得骄人的成绩，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高薪挽留，但是回国后却没有用武之地，加上对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满，所以重新背井离乡到美国继续进一步的研究。以上各篇小说，它们主人公"去国"的动机不同，小说叙述者对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但是其"归来--离去"的模式却是一致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身在故国却感到万分的不适应，反而对异邦有着割不断的眷恋，这只能理解为中异邦文化的"毒"太深了。陶晶孙从小接受日本教育，日本文化已经深入到了他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结构中，成为了他的"根"。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书写正是陶晶孙自身情感取向的一种折射，也是文化制约人类的一个证明。与陶晶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曼殊，他虽然有一半日本血统，但是因为早年在中国度过，他的文化人格则是中国式的，正如陶晶孙所说："他是一个完全中国人罢了。"苏曼殊即使身在日本也时刻牵记中国，在《本事诗十首》之九中写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在《东居杂诗十九首》之十中写道："灯飘珠箔玉筝秋，几曲回阑水上楼。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在第十四首中又写道："蝉翼轻纱束细腰，远山眉黛不能描。谁知词客蓬山里，烟雨楼台梦六朝。"由于个人成长经历的不同，苏曼殊在日本创作的诗歌都蕴含有许多中国文化元素，这一系列"梦想中国"的诗歌，和陶晶孙笔下人物"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价值取向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即使不曾去国，陶晶孙笔下的中国学子归来之后，大都成为了身在故国的"零余者"，而对日本文化时时怀着强烈的乡愁。在小说《哈达门的咖啡店》中，中国学子回到北京，却感受到了羁旅的愁苦："他就选着北京，而今他到北京了，--他方在这里感受Stranger（陌生人--引者注）的苦恼。""世界的哪里能够收容他呢？故乡么？故乡的'没有一物'，他也不会去了，日本呢？他也不是嫌恶日本，反在爱着在日本的学术生活。"
在小说《毕竟是个小荒唐了》，陶晶孙写出了这样的话语：
现在靠中国的革命成功了，也富强了，中国人居然可以走进外国的公园了（指建在中国土地上曾经为外国人所把持的公园--引者注）。至于自己身上穿的是时式的漂亮西装，又到过外国来，马马虎虎会讲几句英德文，也同外国人周旋过，外国女人也拥抱过，吃着庚子赔款留学，也晓得一地方的经济势力，决不是能够一刀两断。那么我们也用不着整天慷慨，多闹些自讨烦恼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