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复兴社的年轻成员们，在最初成立复兴社的时候，还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对新生活的期盼的。他们兴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最初来源于复兴社矫正当时不良的社会道德和颓废的国民精神的构想。这个构想刚刚由复兴社提出，就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肯定和支持。
什么是“新生活运动”
在当时国民政府下发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对新生活运动是这样定义的：“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如何能使国民之生活合理？曰必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
在新生活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复兴社乃至后来的军统成员，一直充当着这个活动最活跃、最忠实的传播者和响应者。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复兴社成员大都属于所谓的边缘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但是没有高深的学问，可是又自恃清高，同时又不愿意深入社会底层去吃苦，总是把自己摆在高于人民的位置上。这种有点“懵懂”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在社会动荡时期盲从于某种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义”，并且被这种主义所洗脑，最终成为这种主义的忠实执行者。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民生凋敝，分崩离析，处处呈现出一片衰败、没落的景象，而此时，蒋介石却在与各路军阀的斗争之中登上了委员长的宝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麻痹人民，蒋介石和宋美龄带头发起了以“改造社会道德和振奋国民精神”为目的一场所谓的全国性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
1934年2月29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了孙中山总理纪念周，在纪念周的启动仪式上，蒋介石宣读了《新生活运动纲要》。他在纲要中说：“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蒋介石还说：“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街上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的，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很多年轻人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讲信义，这种年轻人，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炼勇气和增强敏捷性，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耐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都能为民族而牺牲。”
1934年2月29日当日，南昌即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同时成立了以宋美龄为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
为了全面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宋美龄给复兴社的骨干们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最后确定，整个运动分“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阶段进行，其中的调查工作，主要由各地的复兴社推进。
为了广泛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内的骨干分子和高级军官首先要做到“规矩”和“清洁”，其次由领导人推及到整个机关团体，最后推及到整个社会。
当然，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礼义和清洁方面的改良，蒋介石以及复兴社的根本目的，其实是利用“新生活运动”实现自己理想的军事化独裁社会，以麻痹群众思想，让劳苦大众对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刚刚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的封建忠君思想和腐朽道德观念，纷纷借新生活运动还了魂。为了宣传孔孟之道，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无数的孔庙，定期组织官员和中小学生参拜孔庙，还搜罗了一批前清的遗老遗少，组建了“道德会”、“文化协会”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专门宣传忠君、顺民的思想。
为了让新生活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蒋介石命令在各地复兴社分会的基础上，迅速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分会，并任命各省主席担任分会会长，由各地的复兴社分会督促运动的执行，于是一时之间，全国上下热闹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