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其他地方，比如汉口，徐恩曾则按照“党特结合、广设网点、扩大电台范围、控制沦陷地区”的原则办事，后来还专门成立了中统华中区和汉口调查统计室，有主任林景伊，总干事先大启和史希侠等二十多人。为了配合调查统计室的工作，还专门配备类似武装自卫队之类的组织护航，似乎为特务们穿上了“防弹背心”。不过即使再好的防弹背心，也抵挡不了金光闪闪的糖衣炮弹。出了名的吝啬鬼徐恩曾舍不得在特务身上花钱，导致特务们日后纷纷转投其他门下，以至于有的成为汪伪政府的特务，有的则成了日本鬼子的走狗。在北平，中统地下活动负责人后大椿，天津地下特务电台台长是周维祺，报务员彭汝云、王绍恩，这些徐恩曾精挑细选的人均当了汉奸，周维琪、王绍恩1943年返回重庆中统局，周被派充局本部交通处材料科科长，王被派往浙江任特务电台区台长。
一心想要“报复”共产党的徐恩曾折腾了半天，竟然把构思好的布局原封不动地免费转让给了汪精卫和日本人。但是徐恩曾似乎并没有放弃，虽然他经常犯“看走眼”的毛病，但是此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来他索性来了个将计就计，与汪伪、日本人相互勾结、利用，继续破坏共产党人的地下防线。
17.唐家沱乌托邦
徐恩曾手下的得力干将一个一个出逃，虽然原因很多、很杂，但是大致上只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缺钱”。有人说：“钱是王八蛋，花完再去赚。”也有人说：“钱是毒药，不能贪婪。”还有人说：“钱是万金油，生活不发愁！”总之关于钱的说法有很多种，但对于那些平日奢侈、开销极大的特务而言，钱真的很重要。所以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为了钱可以铤而走险，为了钱甘愿掉了脑袋！
其实特务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正常的需要，比如娶妻生子、兴趣爱好、物质追求等等，哪一样都需要钱。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务工作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煤矿工人，如此大的危险，薪水按理儿应该不低。但是中统特务的薪水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收入在当时的物价下能干些什么事呢？
中统成立初期，工资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中后期，一些特务就开始埋怨：薪水喂不饱全家人的肚子。加之特务们一个个嗜赌如命，有的还喜欢玩女人、吃大烟……这些“活动”都是一些费银子的大项目，他们之前过着“恣意而富足”的生活，到中后期，却买不起烟卷，逛不起妓院，“毒瘾”和“花心”还不折腾死他们？虽然当时中统局隶属国民党党部，算是典型的政府机关，特务也算政府机关单位的在编员工，也称得上“公务员”，但那时候的中国确实很穷，穷到“一敲即响”的地步。徐恩曾自己是开办实业、开办银行、开办物流、购买地皮，他富得流油，可他的手下却因为徐恩曾把所有的钱都占为己有而穷困潦倒。
徐恩曾是一个“铁公鸡”，吝啬得很！他自己可以花一百大洋去青楼翻头牌，却不会可怜手下的特务，多给他们一文钱。而且中统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与一些正规的机要部门不同，中统局的前身是陈立夫创办的“党务调查科”，后来徐恩曾又把它改成“特工总部”，1935年又改成“军事调查统计局节一处”，一直到1938年中统局的正式创建，才改名中央调查统计局。这样一个奇怪的组织，连续换名不说，而且对内一个名，对外一个名……这是这样一个组织机构，虽然挂名政府机关，却与正式的机要单位不同。这个部门没有明显的人员编制，也没有任何的参照条例加官封爵，要想升官就得掏钱向徐恩曾“买官”。而特务这个行当，本身就“隐姓埋名、默默无闻”，薪水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徐恩曾为了敛财，克扣特务们的薪水，他还说过：“如果没有信仰，是很难从事特务这一行的！”其实就是在为自己敛财找借口。
那么当时，特务们一个月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这样说吧，抗战初期特务们的月工资是110元左右。这个数目对于早期的特务而言，不仅够用够花，一个月下来手里还能有所剩余。但是在1939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钱立刻变得不值钱了。110块钱几乎变成了废纸，过去三分钱一个鸡蛋，到了1939年就变成了一块钱一个！特务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戒嫖戒赌、戒烟戒酒！通货膨胀的时间一长，特务们就按捺不住了，大家的意见越来越大，暗地里开始怒骂徐恩曾：“这个吸血鬼，肥了自己，穷了别人！”后来，特务们不但怒骂徐恩曾，也开始鄙视自己的职业。他们开始厌恶这份工作，开始仇视自己所从事的勾当。1940年之后，物价还在狂飙，通货膨胀像一场威力巨大的龙卷风席卷重庆！此时，日本人的轰炸机也来了，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轰炸，许多特务不但没饭吃了，而且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过去风光的特务们一个个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抗战开始后，中统特务们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艰难，甚至还不如普通老百姓。手头的那点薪水，买米都不够，中统局的普通军官们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吃的都是掺了沙子的糙米，衣服也是粗布旧衣，睡的是几人叠在一起的大通铺，加之日本人的轰炸，有时候还提心吊胆，恐怕不等醒来，便一命呜呼死在废墟里了。曾任徐恩曾秘书的高级特务赵毓麟也曾回忆：“当时我担任中央调查统计局本部第三组第六科长，与我同住的还有局本部的秘书郭紫峻、专员刘象山、统计处处长马可福、人事室科长孙翼、第一处第一科科长李达三、局本部文书股副股长刘国刚，当时我们挤在一间不足四十平方的小楼里打通铺。至于吃饭，能够填饱肚子就行！我身边的这些人已经算是中央党部里的高干了，他们也时常抱怨……”（选自《赵毓麟回忆录》）
虽然大特务、小特务都已经陷入了困境，但中统局里有一个人却依旧逍遥快活，这个人就是徐恩曾。徐恩曾早年搞特工总部赚了不少钱，而且通过投资、洗黑钱等等盘下了一大笔产业。可以说徐恩曾的钱根本花不完，而且身居一号特务，手里也有一定的特权，自然饿不着。
1940年，全国范围内通货膨胀，但是徐恩曾每天早上一碗香喷喷的鸡汤面，正餐顿顿“四菜一汤”，还时常带着老婆孩子下高档饭馆，偶尔还去交际舞会跳跳舞，跟一群有头有脸的洋人飙上几句英语。徐恩曾活得十分潇洒，但对自己的手下却不管不顾。在他心里，小特务们就是他养的一群小鬼，死活又有什么关系？纵观整个国民党的高干：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于右任乃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也未必像徐恩曾那样铺张浪费。
就这样，徐恩曾的冷血无情让小特务们觉得十分心寒，于是他们纷纷开始寻找出路。有的进入黑社会，有的成了日伪军，有的跟着汪精卫混去了，还有一些比较逊的，去码头当起了扛包工……在兵荒马乱、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小特务们各谋出路。而随着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加入汪伪政府，徐恩曾才意识到：拆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必须为自己的抠门、吝啬付出代价！徐恩曾开始明白：饿肚子的人是不会听话的，除非你让他吃饱穿暖。
有一次家宴，徐恩曾对费侠说：“重庆的工作开展得不太顺利啊，政府缺钱，也不给涨薪……如果这样维持下去，非垮台不可！”
费侠停下筷子，若有所思状：“你不说我倒是忘了！”
“忘了什么了？”
“过去我去苏维埃学习时，苏联曾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是在粮草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模式就是建立集体农庄，然后开展生产自救！这种社会模式最早还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完全可以让他们填饱肚子！”费侠竟然向徐恩曾推荐“共产国际”的做法。费侠的这个思路，与毛泽东、前苏联的生产自救的思路不谋而合。徐恩曾听费侠这么一说，茅塞顿开，高兴地拍着大腿说：“知我者，费侠也！”
而此时的重庆，连续遭到日军空袭，政府为了疏散人口，在一个名叫唐家沱的地方盖了许多房子。虽然这个唐家沱距离重庆市里还有几十公里，但是土地肥沃，房价便宜。听到这个消息后，费侠对徐恩曾说：“快点，先把这个地方弄下来！”徐恩曾接受费侠的建议，花钱租下唐家沱二十多座二层小洋房。有了地，有了房子，“集体生活”的试验场就开始了。费侠真是超前的游戏玩家，几十年前就发明了这个类似乌托邦性质的“快乐农场”。
费侠来到唐家沱，自封集体农庄主任，副主任由女特务胡淑宜担任。费侠决定：留下两座洋房办公，其他的用于安置特务及特务家属。在“生产经营，自给自足”方面，费侠更是费尽心思。她把所有的家庭主妇集合起来，主要负责农业生产，包括种地、畜牧，还负责育儿以及食堂。小孩送幼儿园有专门的妇女看护，清洁、做饭也有专人负责，至于吃饭，则明令要求特务及其家属不准在自家开小灶，全部来食堂就餐。至于厕所，也是如此。费侠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安排的每一项工作都有根有据，非常妥帖。在人员安置上，也是意愿与特长相结合，充分发挥劳效。
此时，特务以及特务家属们似乎尝到了些许的甜头，突然觉得“徐老板真是对他们恩重如山”，于是积极参与这种新模式，唐家沱的乌托邦算是正式拉开帷幕。起初就像集体过家家一样，唐家沱的生活还是蛮丰富多彩的。据一个特务回忆：“大多数都似乎开始憧憬这种新生活……最开始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举办的晚会，大家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孩子们上幼儿园，有人照看，洗衣、吃饭这等琐事也不用自己麻烦！还有一点，这里的管理是军事化的，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的军人而言，这也是一件好事。”
此时的费侠得意地看着自己一手构建起来的乌托邦，似乎有点飘飘然了。她几乎每天都向徐恩曾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忍不住夸奖自己一番。徐恩曾十分相信费侠，并且鼓励她：干好了，我便起草给中央党部，将“唐家沱乌托邦”推广开来。
但是令费侠没有想到的是，几周后，人们的情绪出现了变化，许多人开始不适应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那些自由惯了的特务们对定时起床、睡觉感到厌烦；而那些主妇们则对上厕所一事感到别扭，由于没有私人厕所，只能在“野外”解决，她们纷纷偷偷买痰盂回家用。特务们的微词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突出，而食堂的问题也慢慢浮现出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负责购买菜品的人员经常私扣费用、公饱私囊，伙食质量越来越差，而且伙食分量也越来越少。有些特务开始埋怨：“孩子暂且能吃饱，但是大人却无法果腹。”后来私自开小灶的也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偷粮”现象。
伙食有限，想要多分一杯羹，就要突出一个“抢”字。那些年轻力壮或者有些职务的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抢”了再说，剩下的残羹剩菜根本不够妇女跟孩子吃的。因“抢”而发生的摩擦、争执不断，后来那些特务索性不来食堂吃饭了，而是单独在外面解决。至于清洁工，她们多半出身富贵人家，长时间干粗活，早已牢骚满腹。尤其到了夏天，她们看到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就犯愁！当她们发现费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也纷纷开始偷懒，能不清洁则不清洁，最后公寓内臭气熏天。至于农耕、畜牧方面，那些“姑奶奶”们普遍缺乏农耕经验，种下去的庄稼多半减产、绝产，根本起不到“自给自足”的作用。最后，“唐家沱乌托邦”带着它的“乌托”只能关门大吉。
本来还要帮着费侠推广“快乐农场”的徐恩曾最后一次来“唐家沱乌托邦”视察时，竟然大吃一惊——这个乌托邦简直可以与猪圈相媲美！铩羽而归的徐恩曾对费侠无话可说，只能自认倒霉！徐恩曾的“美梦”破灭了，看着自己养大的“小鬼们”纷纷另谋出路，他又能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