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马濯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他派出特务四处刺探共产党的内部情报，还抓捕了几个共产党员，并且在老百姓中散布谣言，造谣共产党共产共妻。延安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自发行动起来，展开了著名的“驱马事件”。最后，马濯江夹着尾巴仓皇回到西安。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听闻此事，立即给重庆发去急电，于是国民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让徐恩曾亲自去延安，找周恩来面谈此事。
徐恩曾亲自来到延安，见到周恩来，便气势汹汹地问：“贵党既然同意政府在延安派驻县长，就有责任保护其安全，如今马县长被人赶走，贵党竟不闻不问，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倘若政府也以牙还牙、动员民众，将贵党人员逐出重庆，不知周副部长作何感想？周副部长，兄弟今天是代表政府来向你抗议的！若日后纠纷加剧，贵党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周恩来眉头紧锁，接过话头说：“今天既然是徐副局长亲自上门，我也有几句话要说。我刚刚从外地回渝不久，有关各地情形，你是否已经听说？”
“兄弟孤陋寡闻，未曾听说。”徐恩曾佯装不知。
“就在上个月，贵党秦启荣部制造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残杀八路军将士400余人。这个月，中央军突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镇原县，攻占栒邑县。在陕西，中央军驻虢镇部队砸抄八路军通讯处，拘捕八路军将领眷属，徐副局长可曾知晓？”
周恩来继续质问徐恩曾：“还有新四军驻温州的几名工作人员，无缘无故被贵党第三战区逮捕，并被分别判以8年到14年徒刑，他们何罪之有？平心而论，徐副局长以为，摩擦加剧，谁当负首要责任？”
徐恩曾无言以对，支支吾吾地解释：“这些事情，待兄弟回去核实后再议。”
周恩来继续加强攻势，接着质问徐恩曾：“当地民众之所以不欢迎马县长，恐与马县长的身份和作为有关。别人不知道，难道您徐先生还不知道吗？延安百姓最讨厌密谋不轨的特务，贵党陕西省政府本来就不该派这种人来，这样存心挑衅的官员，边区民众怎会欢迎？”
徐恩曾难以应对，在周恩来面前，他只能甘拜下风。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起身告辞。回到重庆后，无奈的他，撤了马濯江的县长职务，调他回到重庆。
9.“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事件
1943年初，美、英等国记者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准备去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考察，国民党当局不好断然拒绝，只好以各种理由搪塞延迟。
1944，国民党当局企图关闭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台，掩盖中共抗日详情以及延安根据地的实况。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得此消息后，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强烈要求去延安进行采访，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勉强答应。
几天后，国民党组织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徐恩曾全权负责组团之事。徐恩曾则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定要借此机会搜集共党信息。于是他找来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和中统局专员杨家勇一起蓄谋策划。徐恩曾提醒杨家勇：“你去延安后，打着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的名义去见毛泽东，顺便向他提议建立中央通讯社延安分社……”
一个月之后，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立，主要成员有：
国民党党员2人，分别是参观团的领队——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副领队——邓友德。
外国记者6人，分别是代表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缄言报》、《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斯坦因，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的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福尔曼，代表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代表《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父以及代表苏联塔斯社的记者普金科。
中国记者9人，分别是《中央日报》记者张方伯，《扫荡报》记者谢爽秋，《国民公报》记者周本渊，《时事新报》记者赵炳，《商务日报》记者金东平，《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中央社记者徐兆镛和伪装为中央通讯社记者的中统局专员杨家勇。
另外还有4名随员。
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5人，在一名中统特务的带领下，按照徐恩曾设计好的既定路线，从重庆出发，第一站，抵达西安。
在西安度过一个又一个“良宵”后，一路东进，进入潼关。在潼关，“偶遇”国民党胡宗南部先头部队蒋纬国，然后由潼关进入山西，在晋西南，集体“采访”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恩曾如此安排，就是让记者们充分接受所谓的“反共宣传”，从而干扰记者们对中共的判断。折腾了半个多月，记者团才于6月9日抵达延安，此时，外国记者们舟车劳顿，似乎已经没有采访的心情了。
令记者团没有想到的是，6月12日当天，中共一号人物毛泽东竟然亲自接见了他们，于是中外记者一拥而上，进行采访。毛泽东尽量翔实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将近期所发生的事情逐一陈述。此次来访的记者们都是有备而来的，特别是国外的记者，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早有耳闻，令他们吃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与热心。记者参观团被精心安排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旁刚刚挖好的窑洞里，就连伙食也是精心准备的。记者们看到共产党人吃糠咽菜，而记者团却吃面包喝咖啡，心情都十分沉重。
在外国记者眼里，毛泽东很健谈，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次会面：“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蒋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毛则相反，他极擅长委托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记者团在延安一住就是一个月，他们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等等。受徐恩曾委托的杨家勇，可没有参观的心情。作为一名特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可能翔实地掌握中共的机密。在一次文艺演出中，杨家勇终于找到机会单独接触毛泽东，他坐在了毛泽东身边，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
杨家勇眯着眼说：“毛先生，我是肖社长派来的中央社记者，他特意委托我转达对您的问候！”
“谢谢问候，请你也带我转达对他的问候！最近肖社长身体可好？”
杨家勇觉得机会已到，便趁机说：“社长身体很好，请您放心！不过此次来延安，我还带了社长的口信……”
“哦，你说！”
“社长想在延安设立一个中央社分社，以扩大国共两党之间的交流，不知您意下如何？”
杨家勇没想到，毛泽东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站起身来，十分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啊！不过你也要事先告诉他，在延安建立分社是有很大风险的！”
“什么风险？”
毛主席大声说道：“因为我们这里没人看《中央日报》！”
周围的人都侧目朝这边张望，杨家勇也赶紧起身，尴尬万分。
外国记者们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收获非常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且严重扭曲了的延安，终于真实地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记者们满载而归，正面报道如同雪花一般飘落到中国以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外国记者眼中，延安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后来，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迈克尔沙勒回国后，这样报道：“共产党人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在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值得特别的关注！不幸的是，之前，国民党新闻检查系统封锁了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他们拒绝任何消息传出封锁线之外。”
杨家勇碰了一鼻子灰，迅速报告徐恩曾，徐恩曾命令他取消参观团进一步参观晋绥根据地的计划。然而，中统特务和杨家勇等人，却无法阻止中外记者的脚步。记者团没有返回重庆，而是直接去了晋绥根据地参观访问。记者们到了晋绥根据地后，不仅写了大量真实的报道，还与当地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在全世界广泛铺开。其中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的专著《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广泛关注；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连续发表了《红色中国之挑战》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反响出奇地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后来加入中国籍，成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也写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并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事件，不仅没有让徐恩曾的阴谋得逞，反而让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徐恩曾“偷鸡不成蚀把米”！
后来，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一次引起西方的强烈关注，从而进一步撕碎了国民党的阴谋。
杨家勇回到重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之徐恩曾。他不得不在徐恩曾面前承认：共产党人平易近人，无官僚架子，从上到下都十分简朴，为了招待客人，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让客人吃上最好的口粮！杨家勇的这个回忆与众多外国记者的报道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