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惊动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制止事件的发生，司令部直接派部队进行干预。后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钱大钧出面当和事佬，劝双方各退一步，他拍拍那个人的肩膀：“只要你好好干，为此伤了和气实在没有必要。除了当和事佬的钱大钧，国民党高官李宗仁也是深有感慨。他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我知道哪里有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车子、钞票……甚至是女人！”
吴星伯一听非常高兴，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节选《李宗仁回忆录》）
事情总算平息了，房子最终归中统局所有。
季源溥的这一小分队果然很有本事，几天工夫便抢下十几栋花园别墅。但是叶秀峰听到此事后还是有些生气，他紧急致电季源溥：“抢房子是好的，但是不要因为抢而伤了和气！”叶秀峰的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是点名批评季源溥野心太大，一手遮天；另一点则说明中统局的地位，确实比军统差一些，他不想为此得罪军统的人！
除了劫收日伪资产外，党国不会亏待你的！”吴星伯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中统局还要有个目的，接管日伪政府留下来的特务。叶秀峰曾说：“既然这些人大多曾是中统人员，现在日本人被打跑了，自然应该回到中统局的队伍中来。”
起初，叶秀峰的这一观点遭到季源溥的反对。季源溥致电叶秀峰：“咱们中统局不缺人，为什么还要找一些汉奸回来做事？”
吴星伯来到上海后，军统和中统为了抢楼，竟然打了起来。没有享受几天快活，便一命呜呼了。季源溥的小分队为了一栋楼，与前来收缴的军统局的人打了起来。双方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了这座坐落在钜鹿路的一栋房子大打出手，后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竟然为此开了枪！
叶秀峰解释道：“这些人盘踞上海许多年，必然熟悉上海的各个情报组织及各种情况。既然日本人被打掉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替我们卖命，找共产党呢？”
“可是这样会坏了中统局的名声啊……”季源溥有些担心。
叶秀峰继续解释道：“想要对付共产党，就一定要让这些人为我所用！现在是特殊时期，只能从权！还有一点，为了发泄曾经的郁闷（以前不受重视），抗战期间，咱们在上海的力量已经基本被瓦解，这也是重新组建的好时候！既然是上级交代你的事情，你尽管做，别的就不要问了！”季源溥见叶秀峰有些生气，便不再追问，低着头办事去了。
叶秀峰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上海的中统力量在抗战期间确实已经支离破碎。要么归顺了日本人，要么成为汪精卫的特务，要么重新回到青洪帮的流氓组织里继续当流氓。原本的中统上海总部，吴星伯来到上海时，除徐兆麟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他一百多人均被归化或者击毙。日本人被打跑之后，上海又回到了国民党的手里，之前“叛逃”的中统特务此时非常害怕，担心中统局的人找他们的麻烦，于是四处拉关系，想方设法回到中统队伍中来。恰恰“心慈手软”的叶秀峰给了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继续为中统局服务。小分队成员皆是拿着棍棒、斧头的地痞流氓，季源溥抢房子就是靠这些流氓挥舞大棒暴力争夺来的。
不过叶秀峰也部分采纳了季源溥的提议，担心这群人“污染”了中统局名声，于是他想起一个办法，开设“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这下子，在上海分一杯羹。中统局的到来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就让这些“汉奸”变成了中统局的地下人员，不遗余力地继续进行反共工作。为此叶秀峰又公开站出来说话：“参加研讨会的同志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活都不容易。过去为了生存被迫加入汪伪的，应予同情。今天你们亲自投效，自当接纳。为了避免他人之误解，消除参加人员之精神负担，安心为本局工作，才开办此研讨会。希望同志们能够同心同德，完成总裁之嘱愿！”
叶秀峰公开站出来喊口号，给他人以机会，戴笠的人已经开始下手了。吴星伯有些着急，其实也是为了“钱财”！为什么呢？态度好的日伪特务为了把握住这次机会肯定会不遗余力巴结、讨好叶秀峰，不惜将值钱的东西送给叶秀峰。叶秀峰看准这一点，才亲自跑到上海公开招募喊话。
当然能够进检讨会也非容易之事，进检讨会，是收门票的。后来他还收缴了曾经是汪伪政府第一杀手吴世宝的防弹汽车等等。所谓的“门票”，就是钱。不少人为了重回中统局不惜以黄金、洋房、美女等等贿赂中统的高级官员。其中副局长顾建中、季源溥，高级督察苏恕诚，南京办事处主任徐兆麟等等均得到高级别墅一套。而局长叶秀峰得到的别墅自然比那些人还要好了——一栋位于玄武门昆仑路的花园别墅。
叶秀峰为了办好“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同样也是为了“发财”，他把检讨会的地点设在了苏州市观前街张家巷29号的一栋私人住宅（原汪伪政府苏州法院院长的住宅）里。这个住宅分上下两层，下面是招募办公的场所，天天找小姐陪酒。只可惜“兽性大发”的吴星伯换来的竟然是“梅毒”，上面是特务宿舍。为了“敛财”，叶秀峰派自己的心腹王保身担任检讨会主任，吴若萍担任副主任。
检讨会一共开设两期：第一期招募学员20余人，时间是在1946年5月至6月期间；第二期招募学员42人，时间是在1946年9月至10月期间。参加检讨会的学员每8～10人编为一学习小组，几个地位较高的学员被指定为教导员。季源溥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建了一个收房小分队。为了保证其“学习”质量，叶秀峰还亲自制订学习内容，其内容如下：
阅读：主要阅读《中国之命运》、《总裁言行录》以及蒋介石所著的《行为哲学》等，每天阅读完后写阅读心得，并交由指导员打分。叶秀峰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帮其“二次洗脑”，以为中统局所需。
写日记：要求学员每天写日记，决议与军统局分庭抗争，日记内容仍旧为学习心得。日记相当于“家庭作业”，每天由主任王保身、吴若萍审核。如不认真写者，便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教育。
小组会：每周召开1～2次，小组会由各小组长负责。小组会期间，每个学员轮流发言，不发言者将被扣分记过处理。绝大多数学员都会尽其所能站起来发言，不论言论深浅与否，都不敢大意。
纪念周：每周举行一次，类似于“中山先生纪念会”。纪念周上，一般由主任王保身亲自召开。如检讨会来了高级官员，大权独揽，则由高级官员组织开会、演讲。
上海的日伪资产里，哪些资产最值钱？答案只有一个：房子！叶秀峰当然知道房子最值钱，于是致电季源溥，让他多抢房子。
精神讲话：所谓精神讲话，是蒋介石经常在党内搞的一套。是为了传达总裁精神，消除他人思想。可以说叶秀峰的这一举动是受蒋介石的影响。精神讲话是检讨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往往是由叶秀峰、顾建中、季源溥等亲自讲话。讲话完毕后，要求学员进行大讨论，并且写讨论心得。
辩论会：每期举行一次，一共举行了两次。其中第二期辩论会的辩论题目为：周佛海是忠还是奸。此题目是主任王保身所出，他要求正反两方要以事实为依据清晰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正方认为：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一直为日本人卖命，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反方认为：周佛海为了保护上海的“民族经济”立下汗马功劳，厚着脸皮跑到吴星伯的面前说：“吴主任，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行为。正反双方你一句我一句充满了火药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辩论，王保身宣布反方获胜。叶秀峰得知吴星伯因“病”去世的消息，既生气又无奈！后来他调CC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季源溥（中统局最后一任局长）顶替吴星伯继续接收日伪资产。
文娱活动和游览：每周留出两个晚上供学员娱乐。至于游览，每期组织举行一次。为了丰富学员生活，检讨会还举办过一次灯谜会。
如此看来，叶秀峰举办的检讨会还是蛮正规、蛮讲人性的。不过这个检讨会表面看似“轻松”，实则非常严格。检讨会规定：凡是有事者必须写请假条上报签字，凡认为“假事”不合理者，一律不准签字。看来想要休息，也要练就一身“造谣”的本领才行。而且凡是进检讨会学习的学员，一律进行编号洗牌，有的人为了立功，不准以真实名字进行互相称谓，用以隐藏其个人身份。
学员毕业后，一部分留在中统局继续工作，另一部分可自行安排。其中有一批“专长”学员后来又成了中统局的骨干，得到了叶秀峰的重视。还有一些死不悔改的死硬分子，比如汪伪76号大特务苏成德、丁默邨等则以汉奸罪直接枪毙。这些别墅位于上海市中心繁华区，交通便利、环境优雅、视野开阔，绝不比现在的豪华大宅差！
“抢楼深陷窝里斗”，劫收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研讨会结束后，叶秀峰让所有学员以自愿形式为中统事业基金会捐款。据说此项捐款数额巨大，实为叶秀峰假借名义聚众敛财。那些学员深知其缘由，就当成是“破财消灾”吧！
如果说叶秀峰等人的“劫收”还可以从个人贪财来辩解的话，那么政府规定的兑换率（法币兑换成伪币，比价是一法币兑二百伪币），于是马上召开秘密会议，却是国民党高官对上亿沦陷区人民的一场大洗劫。那些带着法币的军政官员们借此发了大财，这种“杀贫济富”抢劫式的经济政策，自然激起了潮水般的民愤。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短短几年后，国民党因“劫收日伪资产”遭到了覆舟之报。后来李宗仁回忆道：“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