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兵一节，昨下曾表乐观之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今亦强调系不容稍缓之事。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亦言现有部队难于控制。渠并透露称：‘三日前，自新竹运抵台北之手榴弹约七千箱，仍停市区万华车站，迄今尚无余力送至军防地区’，而台北警察中之台籍警察，已于日前多数弃职逃逸，各派出所均已无人，可见目前军力之薄弱矣。”看到此电报，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大骂：“娘希匹，堂堂一个省长，手里竟无兵可用，事毕，我要拿他开刀！”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台各城市，严重已极。公侠（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选自《蒋介石日记》）
3月6日，《自由报》社长王添灯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纲要》，其中《处理纲要》要求政府下令各地武装部队“暂时解除武装”；政治方面则提出“制定省自治法”，要求“台湾人自治”，县市长、参议会于6月以前“实施民选”，7月1日举行县市长民选，省各处长2/3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新闻舆论媒介言论要“绝对自由”，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均由台湾本地人担任；撤销专卖局、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全部以台湾本地人充任。当天晚上，陈仪接受了部分建议，在第三次广播中宣告改革政治意见，表示拟将省级行政机关改为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台湾本土人士。
3月7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处理纲要》进行了追加，追加“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以及撤销警备司令部等10条。这10条款项大多符合事实，但其中有些条件过于苛刻，陈仪读完新10条款时勃然大怒，怒斥台湾民众简直是“蹬着鼻子上脸”、得理不饶人！与此同时，蒋介石致电陈仪：21军直属部队本日由上海出发，大概10日凌晨抵达基隆，要求陈仪做好配合接待工作。蒋介石对此事仍旧不放心，于是又致电海军司令桂永清：令其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还电令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内容为：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做野心家的工具），以稳人心！
3月9日，国民党21军两万人马提前一天登陆台湾基隆港，开始对发起运动的台湾民众进行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民众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武器等问题，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跑，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
3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国父纪念周”上发表演讲，他说：“党国已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将派白崇禧赴台协助陈仪处理事件，并进行宣抚。”他还宣称：“已严令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希望台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地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台湾民众自发运动，蒋介石依旧怀疑共产党从中作梗。后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分析“二·二八事件”大概有以下四个原因：一、共党作乱；二、日本的残余影响；三、经济问题；四、不法分子煽动而引发的阶级仇恨。
3月17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台湾进行宣抚工作。到了台湾之后，白崇禧向全省广播，宣称党国将采取“宽大为怀”的精神来处理“二·二八事件”，凡是参与此次事变之有关之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党分子外，一律从宽免究。后来白崇禧还声称，党国对台湾民众所关心的自身权益等问题，在许可范围内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持。与此同时，刚刚结束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建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而后陈仪被迫辞职，接受国民党党部的审理。
“二·二八事件”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伤，至今无确切数字。有人回忆道：“街道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死伤万余人……”而时任台湾师范学院的教授杨亮功则统计：190人死亡，1761人受伤。不管死了多少人，“二·二八事件”的悲剧起源于叶秀峰那次“增兵三个师”的工作汇报！3月20日，叶秀峰听台湾调统室特务的工作汇报，得知“台湾局势已经稳定，运动已经彻底平复”，叶秀峰终于松了一口气。
11.“申九血案”
叶秀峰对连续制造血案惨案上了瘾，因为内战之后，中统局的任务就是反共，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按照蒋介石和陈立夫的说法，镇压学生、工人运动也是一种反共模式。因此，叶秀峰作为蒋介石的走狗，工作任务就是制造血案、惨案，打击共产党。“申九血案”就发生在工人运动最活跃的上海，作为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别“照顾”的地方。
1947年，蒋介石不但发动了全面内战，而且还与美国勾结，签订不平等条约。上海市的民族经济几乎陷入“泥潭”，几十万职员失业。尤其是棉纺企业，由于美货的性价比优于国内同类产品，许多国内棉纺企业纷纷关门、倒闭。作为上海纺织工业的明星企业——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拥有工人8000余名，年产布匹数量在全国同行业都排有名次，效益还是不错的。就是这样一个民营公司，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力”，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延长劳动时间，而且还想方设法克扣工人薪水。比如大米、煤炭等生活必需品能少发就少发，能不发则不发。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将工人开除，从而引起工人们的严重不满。尤其到了年底，工人们甚至连年都没法过了。
早在几年前，统益纱厂的棉纺女工汤桂芬，原名汤大心，曾与共产党人佘敬成一起，率领47家棉纺厂的13万工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迫使资本家签订了18条协议。协议包括增加工人工资，工资与消费指数挂钩；女工产假56天，产假期间照发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及改善职工福利等保障工人利益的条款。那是上海纺织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生活改善，是纺织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此时，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等纺织厂推翻了“十八条”，不断加深对棉纺工人的剥削。棉纺工人们终于忍无可忍，找到了时任沪西民营纱厂担任联合支部书记的汤桂芬。
“汤大姐，我们厂已经五个月没发煤球和大米了，这让我们怎么过啊？大冬天的，我们要冻死饿死了！”一个老工人发牢骚。
汤桂芬表情凝重：“不要担心，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我们的权益。”
随后，汤桂芬向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汇报了情况，沪西民营纱厂地下组织工委也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反对年奖打折扣”是各民营纱厂关系到工人切身利益的共同要求，同样也是大势所趋的一件事。于是沪西民营纱厂地下工委决定在“申九”发动斗争，以带动其他民营棉纺厂一起抗争。
没想到，共产党的行动还没有展开，消息就传到了叶秀峰的耳朵里。叶秀峰迅速向陈立夫汇报了此事。
“立夫，上海市的棉纺工人又不安分了，肯定又是共产党在捣鬼！是不是应该敲一敲边鼓，警告他们一下？”叶秀峰问陈立夫。
“可是，万一事情处理不好，被共产党抓住把柄，又会给党国带来舆论压力！这些年，党国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啊！”
“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如此放肆吧！万一他们把事情闹大了，总裁肯定会怪罪我们的。”
陈立夫叹了口气，最后冲叶秀峰挥了挥手，说：“这件事你自己去安排吧，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人，更不要开枪！”
“好！”
自叶秀峰上任以来，经手的“案件”大大小小也有十多起了，这些案件虽然改变不了国民党颓败的大局，但却向蒋介石等人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蒋介石也曾在甲种汇报会上公开表扬过叶秀峰，说他态度端正，值得广大国民党党员学习。
回到中统局，叶秀峰马上致电上海办事处主任季源溥，提醒他注意与上海宪兵队和警察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武装镇压的准备工作。
1948年1月30日中午12点30分，“申九”全部职工开始罢工。他们聚集起来，派出代表与厂方进行交涉。为了防止厂方报警或者对机器设备进行破坏，纺织工人们组成纠察队，分头看守大门、交通要道以及车间里的机器设备。后来，纺织工人还把印有“改善员工福利”的宣传单张贴在上海滩的重要角落及来往的汽车上，于是罢工的信号迅速传至整个上海。没一会儿，一支拥有七千多人的罢工队伍聚集在一起，与厂方形成对峙态势，并向厂方提出“七条”要求，其要求如下：
一、如期发放配给物资；
二、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
三、年底前被无故开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复工；
四、所有厂规要由劳资双方协商同意才有效，取消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厂规；
五、女工产假为56天，产假期满而身体不好者仍可继续请假；
六、发还五一劳动节工资；
七、反对征收工人所得税。（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这支队伍与厂方对峙了半天，厂方不但没有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而且还威胁工人：“如果再不开工，损失由你们自己承担。”
罢工队伍见厂方没有丝毫退让，便拒不开工。
在“申九”工人罢工的前两天，上海同济大学发生学潮，上海十里洋场又发生舞女风潮，这些都刺激着国民党脆弱的神经，让叶秀峰最终决定，对“申九”罢工运动进行武装镇压。
沪西纱厂地下党工委也在“申九”罢工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31日，决定“收缩罢工”，尽量避免与国民党特务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工委的决定还未传到“申九”罢工工人的耳朵里，中统局的行动就开始了。
2月1日，季源溥派特务到“申九”打探工人罢工的情况。特务们经过一番打探后，向季源溥汇报：“申九工人很激动，罢工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
“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会罢休了！”季源溥迅速致电上海宪兵队和警察局，要求他们配合行动，一举打散罢工组织，揪出幕后操纵者。
于是，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2月2日一早，多数工人还在睡梦中，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务、打手等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包围了“申九”，并且控制了第一、第二道大门。工人们在嘈杂的叫喊声中醒来，发现警察和特务们已经包围了他们，工人纠察队就迅速用铁链锁住了“申九”的第三道大门，与特务们对峙起来。
特务们见工人们不肯投降，便下令向工人发动进攻。工人们以“申九”三楼的楼顶平台为据点，用准备好的石头、砖瓦、铁桶、火油桶、水龙头等作为自卫武器，打退了特务们的进攻。
随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竟然调来了武装车辆，强行撞开了工人们锁住的第三道大门。
当女工们筑起“人墙”准备阻挡武装车辆时，一辆辆武装车辆竟然硬生生地从她们身上碾过，18岁的女工王慕梅当场牺牲。
工人们见武装暴徒惨无人道，愤然向他们扑去……
共产党员徐泉福，开着卡车向暴徒们的武装车辆撞去，并用卡车死死堵住“申九”的第三道大门，不让暴徒们冲进来。
后来，宣铁吾下令“格杀勿论”，特务们纷纷掏出手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射击。一时间，子弹如雨，枪声四起……
17岁的女工蒋贞新和24岁的女工朱云仙被杀害，另有100多名工人受伤。
“申九惨案”中，共有3名女工牺牲，40余人重伤，236人被捕。
“申九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逃避责罚，竟然宣称“不许戴黑纱，谁戴黑纱谁就是共产党”，以此威胁、恐吓纺织工人。
沪西纱厂支部书记汤桂芬，以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纺织工人支持“申九罢工运动”！她准备好黑纱，召开了“工会理事会”，在理事会上，她呼吁所有的纺织工人都积极支持申九：“申九工人惨遭杀害，同为纺织工人，我们应该积极支持申九工人的斗争，我们应该戴上黑纱，缅怀牺牲的同志们！”工人们纷纷响应汤桂芬的号召，上海的纱厂工人们大都公开戴上了黑纱！
2月3日，上海工人协会发表了《为申九惨案宣言》，号召上海市纺织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援助“申九工人运动”。各产业公会纷纷组织对“申九工人运功”进行募捐，短短几天内，竟然募集捐款3.2亿元。
“申九惨案”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各式各样的“抗暴运动”也随之在上海市蓬勃兴起。新华社报道了“申九工人运动”的消息，香港《生活》杂志也以事实为依据歌颂了申九工人英勇抗暴的事迹。解放区军民则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义务劳动一天，以实际行动支援申九工人的英勇斗争……
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令远在南京的叶秀峰恼怒不已，他勒令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的特务们抓捕纺织工人的带头人汤桂芬，在汤桂芬被特务们抓捕后，他才胆战心惊地向陈立夫和蒋介石汇报了“申九血案”。